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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 (7)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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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 (7)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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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坎坷的胜利(7)新的任务(第1/2页)
    佛塔内,暑气被厚重的砖石隔绝在外,倒比外面新建好的营房凉爽许多。
    布林德和杨希真仍住在这里。
    一来是习惯了此处的干燥,佛塔的砖墙在雨季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饱了水汽却又缓缓释出,让室内保持着一种奇妙的、介于阴凉与温暖之间的平衡;二来,布林德确实不太受大家“待见“。虽然郑洞国和韦瑟尔斯在公开场合为他的“放敌“决定做了辩解,但那些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士兵们,那些失去了兄弟、失去了护士的军官们,看他的眼神依然像在看一个叛徒。与其去营房里承受那些沉默的鄙夷,不如躲在这尊佛像的影子里,图个清净。
    这会,杨希真正把一根根银针从布林德的颈肩穴位上轻轻捻出。
    细如牛毛的针身在汽灯下闪着微光,布林德趴在行军床上,上半身赤裸,露出瘦削的脊背——那上面布满了弹片划伤的旧痕和热带疱疹留下的新疤。杨希真的手指稳定而轻柔,每拔出一根针,就用一块蘸了酒精的棉球轻轻按压针眼。这是他在战前跟一位四川老中医学的,说是能疏通经络、祛除湿气。在密支那的泥水里泡了两个月,布林德的偏头痛和肩颈僵痛已经严重到影响睡眠。
    “最后一针。“杨希真说着,将一根插在布林德风池穴上的长针缓缓旋出。
    布林德缓缓张开眼,转了下脖子。颈椎发出几声轻微的、令人舒畅的咔哒声,像生锈的齿轮终于被抹上了油。他长舒一口气,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虚脱的松弛:“真舒服,多谢啦。“
    “客气啥,“杨希真关上针盒,那是他用一个废弃的弹药箱改装的,里面铺着褪色的红绒布,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六根银针,“说起来该我谢谢你才是。“
    他坐在床沿,目光投向佛塔角落里那尊被帆布半掩的佛像。佛像的脸上还留着硝烟熏黑的痕迹,但嘴角那抹慈悲的微笑依旧,仿佛早已看透了这世间所有的恩怨轮回。
    真是天道轮回。杨希真在心里默念。没想到能够在密支那手刃参与过杀害全家的凶手——那个军曹脖子上的玉佩,他至今仍贴身收着,像一块烙进血肉的印记。大仇得报,了却心愿,这段经历就像场梦一样。长久以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那些在每个深夜里啃噬他神经的仇恨,那些让他磨牙、让他痉挛、让他发狂的执念,正在一点一点地从内心抽离。
    自打配合布林德放走那些残余日军后,杨希真总算释然放下。
    那不是软弱,是一种比仇恨更沉重的领悟。他明白了布林德所说的“每个生命都来之不易“,明白了以杀戮终结杀戮换不来真正的和平。心底撕裂多年的伤口,虽然还在隐隐作痛,但已经在慢慢愈合,像被春雨浸润的冻土,正在悄然松动。
    “有件事,“布林德换转话题,从床上坐起身,抓过衬衫披上。他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而谨慎,像怕惊扰了什么,“过几天我就要随第三批观察组去中国延安。想请你帮忙确认下,**先生是否还在那。“
    延安。那个名字在1944年的夏天,像一颗遥远而神秘的星,悬挂在CBI战区的上空。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正在分批前往那片黄土高原,去接触那支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却被史迪威寄予厚望的武装力量。
    布林德说着,忽然神秘一笑。他站起身,走到须弥座后面,指着角落里一个被油布严密包裹着的、约莫行李箱大小的铁皮箱子,故意卖关子道:“知道那箱子里面是什么吗?“
    杨希真挑了挑眉。他早就注意到那个箱子了——布林德从不让人碰它,连打扫卫生的缅甸民夫都被严厉禁止靠近。他笑了笑,露出一口被槟榔染得微黄的牙齿:“想知道其实很容易的。你还不知道,我除了中医外,还有个不外露的绝活——就是开锁。不管西式中式,各种各样的锁,都难不倒我。“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说说吧,到底什么稀世宝贝?打听**同志做什么?“
    “你倒实诚。“布林德哈哈一笑,笑声在佛塔的穹顶下回荡,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走回来,压低声音,几乎是在耳语:“里面其实是司徒老爹让我代转交他的一笔巨款。一共……“他伸出六根手指,“60万美元。不便公开,只能私下当面转交。有没有可靠的人,帮我牵个线?“
    60万美元!
    杨希真心中暗暗吃惊,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五叔——他当然知道“司徒老爹“指的是谁——这可真是大手笔。1944年的60万美元,足以装备一个整编师,足以买下一船青霉素,足以在延安的黄土窑洞里掀起一场静默的金融风暴。他迅速在脑海中盘算着这笔钱的分量,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政治意味。
    “借你电台用用,“杨希真沉声道,“联系好我再告诉你。“
    他走到佛塔角落,那里有一台被油布盖着的便携式军用收发报机。他掀开油布,戴上耳机,手指在电键上悬停了片刻,然后开始了滴答滴答的敲击。电码穿越缅甸的丛林,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向着重庆的方向飞去。杨希真的手法娴熟而精准,每一个节奏都恰到好处,像一位正在演奏某种神秘乐器的琴师。
    趁杨希真敲着电报机,布林德回到行军床上躺下休息。针灸的疗程可算结束,现在浑身轻松,那种从颈椎一直蔓延到太阳穴的钝痛终于消退了。
    他望着佛塔顶部斑驳的壁画,那是佛陀前世舍身饲虎的故事,摩诃萨埵王子躺在岩石上,神情安详。布林德想,自己是不是也在做某种类似的献祭?只是他献上的不是肉身,是秘密,是良知,是在黑暗中独自前行的勇气。他希望永远不要再复发——不是头痛,是那种被秘密压垮的窒息感。
    过了好半天,直到杨希真叫他,布林德才从舒适的小憩中回缓。
    他慢慢起身过来,揉了揉眼睛。杨希真捏着一张刚刚从电报纸带撕下来的、还带着油墨味的电文,脸上露出一种郑重的神情。
    “**,不,恩来同志还在延安,“杨希真说,“你过去后,联系一个叫鲁云飞的年轻人。记住他名字。“
    他将电文递到布林德手中,指尖在“鲁云飞“三个字上点了点:“他是我绝对信得过的人。他会专门去延安跟你接头,助你办好这件事。“
    布林德接过电文,仔细看了三遍,然后将它凑到汽灯上,看着火焰吞噬了那张薄纸。灰烬飘落在地上,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他掏出烟,递给杨希真一支,自己叼上一支,点燃。深吸一口后,他再次压低声音:“谢谢。请你再转告这位鲁先生,移交一定要避开所有无关之人。老爹叮嘱过,千万小心行事,不能给他带去额外麻烦。“
    他的眼神变得异常严肃——这不是请求,是命令,是某种关乎生死的嘱托。在延安那片复杂的政治土地上,任何一笔来自美国的巨款,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把柄。
    “放心,“杨希真接过烟,就着火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云飞向来谨慎,会照你说的方式去配合。“
    他吐出一口烟,望向佛塔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天空。远处的西机场上,一架C-47运输机正在起飞,引擎的轰鸣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杨希真的语气忽然变得柔和起来,带着一种真诚的、近乎羡慕的感慨:“到了延安,多看看。回来给我好好讲讲你的见闻。“
    他拍了拍布林德的肩膀,那只手还缠着薄薄的绷带,但已经不再颤抖:“我想知道,那片黄土高原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火种。能让美国人如此看重,能让司徒老爹拿出60万美元……那地方,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布林德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只是望向东方,望向那片被群山阻隔的、他即将踏上的土地。佛塔内,汽灯继续燃烧,佛像继续微笑,而两个来自不同世界、却已被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男人,在烟雾缭绕中交换了一个无需言语的眼神。
    三天后,密支那西机场。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一架C-47运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尽头。机舱里被清空了大半,拆掉了后排的帆布座椅,腾出空间堆放行李和设备箱。布林德背着那只从不离身的牛皮公文包,最后一个登上舷梯。他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卡其布军服,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志——这是为了低调,也是为了在延安不显得过于刺眼。
    他刚踏进机舱,一抬眼,就看到汉斯坐在靠窗的位置。
    那个OSS的特派员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金丝眼镜在机舱的昏暗中反射着冷光。他还是那副打扮——便装,没有军衔,没有臂章,仿佛只是一个搭顺风车的普通文职人员。但布林德太熟悉那种气质了: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每一根神经都在扫描周围环境的、捕食者般的警觉。
    布林德心中不由一梗。
    他想起密支那那些被他撕碎的家书,想起汉斯那句“你的每一封信都会经过审查“的警告。这个幽灵怎么会在这里?是巧合,还是华盛顿派来监视他的?或者说,是夏洛克派来的,还是史迪威?无数念头在布林德脑中飞速旋转,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走到机舱另一侧,与汉斯隔着过道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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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几乎不想说话了。
    C-47轰鸣着滑跑,然后猛地拉起,将密支那的废墟和弹坑抛在脚下。布林德望着舷窗外,伊洛瓦底江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在绿色的平原上蜿蜒。飞机穿过云层,进入平流层,机舱里只剩下引擎单调的咆哮和气流摩擦机身的嘶鸣。他闭上眼睛,试图休息,但能感觉到汉斯的目光偶尔从文件上方抬起,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他。那目光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冰冷的、公事公办的审视,让布林德的后背始终绷得笔直。
    不久飞机抵达重庆。
    白市驿军用机场笼罩在典型的、令人窒息的四川盆地的闷热中。雾不是伦敦那种清冷的雾,是混着煤烟、江水湿气和无数工厂废气的一种粘稠的、灰黄色的流体,粘在皮肤上像一层油。布林德走下飞机,立刻被这股湿热包裹,衬衫瞬间贴在了背上。
    一行人在机场的简易食堂用过简餐。饭菜是重庆本地的风格——红彤彤的辣子拌着豆芽和腊肉,米饭里掺杂着糙米和砂砾。布林德勉强扒了几口,辣得额头冒汗。汉斯坐在长桌的另一端,慢条斯理地吃着,不时与旁边一位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低声交谈。布林德故意避开他的视线,走到窗边,望着停机坪上那些涂着鲨鱼嘴标志的P-40战斗机,它们在雾中像一群蓄势待发的猛兽。
    等其他人汇合后,队伍扩大了。记者团的三名成员扛着相机和打字机,大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提着密封的公文箱,还有一名从昆明赶来的、据说是“农业专家“的中年男人——布林德知道,那是战略情报局的另一名特工。C-47再次加满油,机舱里塞满了人和行李,空气变得浑浊而沉闷。
    飞机一路向西北直飞。
    舷窗外的景色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先是四川盆地的翠绿丘陵,层层叠叠,被梯田切割成几何图案;然后地势逐渐抬升,山脉变得粗犷而荒凉;最后,当飞机越过秦岭,一片浩瀚的、赤裸的黄色高原突然铺展在脚下。那是黄土高原,像一块被天神撕裂后又粗暴缝合的巨幕,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几乎没有一丝绿色。黄河在远处像一条浑浊的带子,蜿蜒在峡谷之间。
    布林德贴着舷窗,目不转睛地望着这片陌生的土地。这就是延安。没有密支那的雨水,没有重庆的雾气,只有烈日、风沙和裸露的黄土。但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下,却隐藏着让华盛顿、让重庆、甚至让东京都寝食难安的力量。
    C-47开始下降,降落到临时加宽平整过的延安机场。
    跑道是用黄土和碎石夯实的,飞机落地时扬起巨大的尘烟,颠簸得比密支那的弹坑跑道还要厉害。机舱里有人忍不住呕吐,布林德紧紧抓住座椅扶手,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颠换了位置。当飞机终于停稳,舱门打开,一股干燥而灼热的风猛地灌进来,带着黄土特有的、苦涩的气息。
    一个月前先期抵达的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已经在延安建立起工作站。
    组长、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正站在停机坪旁等候。他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军人,身材矮壮,方脸,戴着一顶宽檐军帽,军服上的将星在阳光下闪着光。他的身旁站着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的中共外事组副组长王世英。王世英穿着一身朴素的灰布军装,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志,面容清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笑容温和而得体,像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军人。
    两人一道前来迎接他们这第三批访客。
    “欢迎来到延安,布林德中校。“包瑞德走上前,与布林德握手,力道很大,声音洪亮得像在操场上训话,“我是包瑞德。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虽然比不上康提的总督府,但至少没有日本狙击手。“
    布林德勉强笑了笑:“谢谢,上校。只要能睡个安稳觉,哪里都是天堂。“
    王世英也伸出手,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带着一种令人意外的、沉稳的力量:“布林德先生,一路辛苦了。延安条件简陋,但我们会尽力安排。请随我来。“
    他的英语带着轻微的口音,但用词精准,语调不卑不亢。
    在前往住处的吉普车上,布林德望着窗外掠过的延安城景。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宽阔的马路,只有层层叠叠的窑洞,像蜂巢一样镶嵌在黄土山坡上。街道上行人穿着灰布军装或粗布衣裳,步伐匆匆但神情坦然。墙上刷着巨大的标语,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盟军朋友“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群穿着列宁装的女学生正在路边唱歌,歌声清脆而嘹亮,与重庆那种压抑的、充满警惕的气氛截然不同。
    布林德的思绪飘回了那个名称的博弈。
    原本美方最初打算以“美军代表团“或“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名义派出使团。但蒋中正认为“团“的规格太高,等于变相承认延安的合法政治地位,要求改为“视察组“。可“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延安方面觉得不适合,表示反对。最后经三方协商,将代表团正式名称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美国人则用了“DixieMission“——“迪克西使团“作为观察组代号。
    迪克西是从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一首《我希望我在迪克西》民歌而来。南方邦联的士兵唱着这首歌奔赴战场,它代表着一种叛逆的、独立于联邦主流之外的、却又充满自豪的精神。用这个词来命名派驻延安的使团,其中的隐喻不言而喻——这里是中国的“迪克西“,是区别于国民政府其他统治区的、另一种可能的现实。美国人想借此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正确评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真正实力。
    史迪威派出的首批观察组9名成员已于7月22日正式抵达,受到中共方面热情接待。8月初当第二批观察组成员抵达后,人开始多起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专门将延安城南关一批条件较好的石窑洞让给观察组住,方便他们开展长期工作。
    布林德被安排进了一孔石窑洞。
    洞内比想象中宽敞,墙壁用石灰粉刷过,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张铺着粗布床单的土炕。窗台上甚至摆着一盆野菊花,是房东大娘早上刚摘的。这种质朴的周到,与重庆的官僚做派和密支那的残酷形成了奇妙的对比。
    观察组明面上的任务,在文件册里列得清清楚楚:
    搜集中共获取的日军情报;了解中共军队在敌占区作战及物资装备供应讯息;考察中国北部地区气象、经济等情况;准备在延安和几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站,以协助美军航空队以及B-29机群执行轰炸华东、华北日占区任务;再有就是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进行搜救工作。
    布林德很清楚,这些相对宽泛的工作并不是观察组的重点。
    他站在窑洞门口,望着远处宝塔山的轮廓,手里捏着那份盖着“最高机密“印章的、来自史迪威私人办公室的密令。真正的核心任务是了解和评估中共的实力,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以便建立起必要联系对付日本人,并为今后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锚定方向。
    这才是华盛顿真正关心的——不是延安的气象数据,不是八路军的装备清单,而是:这支军队能不能用?可不可靠?能不能成为牵制日军的另一把尖刀?以及,在战后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他们有没有资格坐在谈判桌旁?
    临行前,杨希真还转达了鲁云飞特意转告他的信息。
    那信息不是通过电报,而是通过一个从重庆秘密飞往密支那的、伪装成华侨商人的信使,用口头方式一字一句传达的。布林德至今记得信使那双粗糙的手和那双明亮的眼睛:
    “中共希望透过美军观察组这个窗口,让国际社会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共领导的军队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尤其建立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对牵制日军起到的实际作用。并希望与美国通过建立双方军事合作为基础,延展到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上去,推动中国政治潮流朝着将来组建联合政府方向前进。“
    布林德躺在土炕上,窑洞外传来延安夜晚的虫鸣和远处隐约的军号声。他双手枕在脑后,望着窑顶粗糙的石纹。60万美元的箱子就放在床底,用锁锁着。汉斯住在隔壁的窑洞里,一墙之隔。鲁云飞还没有出现,但布林德知道,在这片黄土高原的某个角落,那个年轻人正在等待接头。
    窗外,延安的星空格外清澈,银河像一条被撕裂的光带,横贯天际。在这片贫瘠却充满张力的土地上,布林德感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史迪威和华盛顿的战略算计,一边是延安和重庆的博弈,一边是夏洛克的黄金密令,一边是杨希真托付的信任。
    而明天,他就要去拜访那位被全世界称为“周先生“的人,也是老爹口中的**先生,他要亲手转交那笔足以改变许多事情的巨款。
    窑洞外,一只蟋蟀叫了起来,声音清脆而执着,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计算着黎明到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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