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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除夕(第1/2页)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号，除夕。
年夜饭摆在堂屋，八个菜，中间一条整鱼，头朝着东。父亲烫了一壶米酒，给陶爱民也倒了一盅——这是他头一回在年夜饭的桌上有一盅酒，十八岁，成人了。
这一桌菜，母亲从腊月二十六就开始备。鱼是整的，头朝东，“有余“；丸子炸了两锅，一锅肉的，一锅糯米的；海带炖肉底下压着白菜，白菜底下垫着粉条——日子要过得有层次，这是母亲的说法。桌上多出来的这几样荤腥，是儿子一冬天一趟一趟夜车换回来的，母亲嘴上不说，盛菜的时候，勺子比往年重了三分。父亲喝一盅，就看一眼儿子，再看一眼儿子面前的酒盅，酒盅满着，他就安心。
饭吃到一半，表弟杨卫东提着两个灯笼来了，给姑父姑母拜年。吃完饭，两个年轻人到院里放炮，卫东点着了捻子就跑，捂着耳朵看二踢脚在半空炸开，笑得直跺脚。
放完了，卫东蹲在磨盘边上，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哥，你那个买卖……过完年，带带我呗。“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十六岁的表弟，眉毛胳膊都还没长开，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收了。“他说，“开春不跑了。“
“为啥啊？“卫东急了，“我听我爸说，你一个冬天挣了……“
“卫东。“陶爱民打断他，没让那个数出口，“你知道我为啥收吗？“
卫东摇头。
“因为这条道，走的人多了。“陶爱民看着他，“腊月里，合肥的价从七三抬到七六，十天抬了三个点；临江更邪，八一、八二，都是跟着我学的人抬起来的。一条路，头一个人走，是路；第十个人走，就是墙。我在墙砌起来之前走，才出得来。等我带着你走——墙已经砌死了，你我都得撞在上头。“
卫东似懂非懂，蹲在地上抠砖缝。
“那……那我去干啥？“
“你自己的路。“陶爱民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插在卫东的棉袄口袋上——英雄牌的，他特意在县城百货大楼挑的，三块六。“开春去学拖拉机。你爸站里那两台，拆了装、装了拆，你从小看到大。学会了，考驾照的钱我出。想学手艺，还是想去当兵，过完年跟哥说，我给你一条一条盘算。“
卫东捏着那支钢笔，半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哥，“他把钢笔的笔帽摁紧了，又问，“学拖拉机，真能行？“
“能行。“陶爱民给他把话落到实处，“你爸站里那两台，一台东五四，一台手扶。东五四年纪大了，毛病你都见惯了；手扶是新添的，往后地分到户，家家都得用。学修，比学会开更值钱——车是死的，会修的人少。三年后，镇上修农机的，一只手数得过来，你就是那只手。“
卫东的眼睛又亮了。半大小子听不进大道理，可“你就是那只手“这五个字，他听进去了，攥着钢笔回去找他那帮敲锣的伙伴了。
守岁到子时，全村的爆竹响成一片。硝烟腾起来，白蒙蒙的，在院子里积了薄薄一层。硝味呛进鼻子的一瞬间，陶爱民恍惚了一下——那味道太像了，像三十七年后那个早晨，推土机过后漫天的粉尘。他攥了攥拳，指甲掐进掌心，回过神来。
眼前的火光是真的。窗纸上映着父母的影子，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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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包初一的饺子，一个饺子里包了枚分币，谁吃着，谁一年顺当。父亲坐在灯下，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得很慢。陶爱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灶膛前替母亲看火，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
“爱民，“父亲抿了口酒，忽然开口，“你爷要是活着，看见今儿这个年，得哭。“
“为啥？“
“五八年那会儿，你爷带着全家熬荒，年三十的晚饭，是一锅胡萝卜。“父亲盯着酒盅，“他咽气前跟我说，往后的日子，是娃们的了，让他们往前奔，别回头。“
灶膛里一根柴“啪“地爆了个火星。
“爸，“陶爱民往灶里添了根柴，“我记下了。往前奔。“
守岁守到一半，卫东他们一帮半大小子在村道上疯，铜锣咣咣地敲。母亲忽然从兜里摸出两张崭新的两毛票，塞进他手心——压岁钱。十八岁的人了，按规矩早过了收压岁钱的岁数。
“妈——“
“拿着。“母亲把钱按在他手心里，不由分说，“只要你没成家，过年就有压岁钱。这是老规矩。“
两张两毛票，边角挺括，是母亲特意去信用社换的新票。陶爱民捏着，捏了很久。他的账本上记着几万块的流水，可这两毛钱，他没记——这一笔，不进账。
“爱民。“母亲忽然开口，“你挣的这些钱，妈不问了。妈就问一句——够不够你办你想办的那件大事？不够的话，妈这还有……“
“够了妈。“他说，“还差一点的脚程，不差本。“
母亲“嗯“了一声，没再问。她包她的饺子，一个褶一个褶地捏，捏得很密，像缝他裤腰的针脚。
夜里，一家人睡了，陶爱民在自己屋里点起灯。
账本摊开。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这是年前的数。他另起一页，写正月的计划：
正月十五，双线：合肥、南昌各半。正月二十五前，临江收官一趟。目标：三万五以上。
写完，笔停了停，又添一行：
三月初，收摊。此后两年，读书。
写完这页，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张报纸，从上海带回来的，叠得整整齐齐。他翻到中缝，那儿有一条豆腐块大的消息，短得不能再短：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研究新股发行办法，酝酿面向社会发行认购凭证。
统共两行字。在满版的行情、社论、副刊中间，小得像一粒灰。
去年腊月他在上海的候车室里，用铅笔在这两行字外头，框了一个框。
他把报纸凑到灯下，又读了一遍。读完，把它折好，夹进账本最后一页，用一根橡皮筋箍紧。
窗外，爆竹声稀了，村子渐渐睡熟。
三十块钱一张的纸，明年二月见分晓。他吹了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
钱的事，过完年就办完了。往后的路，他知道在哪儿——不在上海，不在合肥，也不在这三万块钱上。在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落灰的合订本里，在往后两年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会议、每一条政策的字缝里。
时间差。政策里的时间差，比国库券里的，大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