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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决心(第1/2页)
拜伦将手中那份报纸轻轻点在茶几上，指尖落在头版那篇医学统计报告的标题旁边。他刚从希腊回来，地中海的阳光把他的脸晒得黝黑粗糙，可那双眼睛还是和从前一样——敏锐，带着一种诗人特有的、在细节里嗅到真相的直觉。
“我在那里参与了战争，”他说，“你在这里也没闲着。”他的目光从报纸上抬起来，看着玛丽，“这一出，我想女王身边只有你能策划出来。”
玛丽轻笑了一下，端起茶杯，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她抿了一小口茶，把杯子搁在碟子上，瓷器碰着瓷器，发出一声极轻的脆响。“何以见得？”
拜伦用手指点了点报纸上那段医疗界的数据文字，指尖在那些数字和结论上轻轻划过——束腰女性难产率高出正常女性数倍，长期束腰者肋骨变形比例超过一半，因骨盆狭窄导致胎儿死亡的案例在束腰群体中是未束腰群体的近四倍。
“这个数据论证的方式，可是你最喜欢的。不是空口讲道理，不是煽动情绪，是把数据摆在桌面上，让事实自己说话。”
他顿了顿，“那本写医生不洗手的书——弗朗西丝让医生把两个接生婆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不也是这么写的吗？一班洗了手，一班没洗，洗了手的接生婆手下的产妇死亡率低了好几倍。一样的手法，一样的数据对比，一样的逼得对手无话可说。”
玛丽把茶杯往茶几上轻轻一搁，靠回沙发扶手上，举起双手，掌心向前，像一个被当场抓获的罪犯认罪时的姿态。“好吧，被你发现了。我放弃抵抗。”
拜伦靠在沙发背上，笑得很畅快。然后那笑容慢慢收了几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握过笔、握过缰绳、在希腊山地里握过匕首和信使缰绳的手。
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也慢了，像把每一个字都放在秤上称过才放出来。
“这一次回来，我要尽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弥补曾经对两个女儿没有尽到的责任。艾达还有梅多拉——她们都已经长大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陪过她们，没有教过她们写字，没有站在她们的背后，在她们需要父亲的时候。
她们和我的前妻，我的妹妹——我欠她们的，太多。”
他看着玛丽，“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可我想试着去做一个。”
玛丽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等他说完，她轻轻笑了。“不错——坏小子，也变成有担当的男人了。”
拜伦把这个评价收下，揣在心里，像一枚勋章。
他想，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评价了。从一双沾满希腊泥土的皮靴踏上伦敦石板路的那一刻起，所有旧日的幽灵都已经消散了。
他活着回来，不是为了继续逃亡，是为了站在这里，告诉眼前这个女人——他不再逃了。
***
法国的七月革命消息传到伦敦时，玛丽正坐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
夏洛特把那份从巴黎快马加鞭送来的简报递给她，她读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简报放在膝上，望着远处湖面上那几只慢悠悠划水的天鹅。
“要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再早一些，我们根本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那些医学数据、财政对比、宫廷人事，费了多大劲才把束腰这件小事搞定，要是巴黎的街垒早几个月竖起来，全欧洲的保守派都会被吓得噤声，莫尔顿裁缝铺根本不敢跳出来作对。”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没有喝。
她望着玛丽，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只有她们两个人才能读懂的笑。
查理十世被赶下台的消息确实像一记闷雷，把那些还沉浸在神圣同盟旧梦里的保守派劈得措手不及。
一个被革命推翻的国王本身不是新鲜事，可距离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只过去了十几年，新的街垒又出现在巴黎街头，新的国王又被流放。
那些自以为在维也纳会议上已经彻底埋葬了大革命幽灵的人，现在大概正彻夜难眠，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根本没有终结。
“那边的阻力比我们大得多。查理十世是那种完全不打算让步的人，可我们这边只是换一件裙子，礼仪官们就已经嚷嚷着传统不能改了。要是七月革命早上几个月，西蒙斯爵士大概会自己跑到我面前，主动提出换裙子。”
夏洛特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对那位法国表亲的冷静审视。她顿了顿，望着一片从湖对岸飘过来的落叶，“当然，我们得承认赢得太漂亮了一些。医学报告、财政对比、人事清洗，每一步都踩在锣鼓点上。”
***
德文郡公爵和格雷伯爵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来到白金汉宫的。马车驶过湿漉漉的碎石路，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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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选了一间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厅见他们，窗开着半扇，雨后泥土的腥气混着玫瑰的残香从窗外飘进来，在潮湿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壁炉里生了小火，火光在深色的橡木地板上跳着，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格雷伯爵先开口。
他是辉格党在下议院的领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背却还像年轻时一样挺直。
他的声音不高，语调平稳，像是在汇报一件早已预料的、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实：“不久之后的大选，我会在几个关键选区投入更多资源，也开始联络那些新获得投票权的工业城市里的潜在支持者。但现实是，那些衰败选区的席位牢牢攥在托利党手里。这次恐怕依旧不能在下议院取得多数。”
德文郡公爵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附议。
这两位辉格党最有权势的人物，此刻坐在新女王面前，带着一种不是沮丧、却比沮丧更深的无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反对党，知道每一次大选的结果，在投票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旧制度写好了。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目光从格雷脸上移到德文郡公爵脸上，然后又移回去。
她忽然问了一句，声音不高，却让两个人同时抬起了头：“格雷，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改革选举本身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教区明明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却还占着议会的席位。
那些地方，几百年前也许有村庄、有市场、有足够的人口，如今人去地荒，剩下的羊比人还多，可它们照样可以选出一个议员。
与此同时，那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挤满了日夜不停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和一个又一个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新式产业工人，他们缴纳的税款养活着整个国家，却在下议院里连一个代表都没有。
那些工厂主、船厂老板、钢铁商人——他们也许不是贵族，不是绅士，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税收贡献，比那些守着空教区的衰败选区加起来还多。他们有能力，有财富，有改变这个国家的志向，却一直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
你想想，如果你们辉格党站出来，告诉这些人——我们给你们投票权，我们给你们在下议院里发声的机会——他们会站在谁那边？这不是施舍，这是他们应得的，也是你们辉格党最锋利的武器。”
德文郡公爵把茶杯放在了桌上。瓷器碰着木头，发出一声沉沉的、笃定的闷响。
他抬起头看着夏洛特，眼角的纹路似乎在这一瞬间深了几分，又看了一眼格雷。“我们一直想着怎么在现有规则下赢，却忘了这规则本身，才是最大的障碍。”
格雷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焰，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低声重复了夏洛特刚才说过的那一个词——“改革选举”。这个词在他嘴里转了一圈，像一颗被重新打磨过的旧宝石，忽然泛出了新的光。
他抬起头，眼睛里那种无奈的薄雾正在一点一点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亮、更锐利的光：“如果把这个作为辉格党下一次大选的核心纲领——中产阶级和工业城市的选民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托利党不会坐以待毙，上议院也会是巨大的阻力。”
夏洛特端起茶杯，没有喝。
她透过窗望着外面那片被雨水浸透的草地，天竺葵的红在灰蒙蒙的午后光线里显得格外浓烈，像一小团被雨水浇不灭的火焰。
她收回目光，看着格雷。“阻力当然会有。可你们是辉格党，你们不是一向以改革为旗帜的吗？如果连你们都不敢去碰这最根本的不公，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格雷离开的时候，步子比来时快了不少。
他的马车在雨中驶出白金汉宫的铁门，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的水花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德文郡公爵和他并肩坐在车厢里，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那片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田野。
夏洛特的话还在他脑子里转着，像一颗被敲响的钟，余音在胸腔里回荡。他终于明白这位新女王和她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不是那种需要用华丽的宫殿和挥霍无度的宴会来证明王权的虚无与虚弱的老派贵族。
她拿着手术刀，正在把旧的腐肉一块一块地剔除。而辉格党，也许就是她递给这个国家的那把手术刀。
未来像一道正在裂开的门缝，光已经从门缝里漏进来了。在这场还未正式打响的选举战役中，夏洛特已经把武器交到了他们手里。剩下的事，就看他们敢不敢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