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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华远公司划拨的两万元国内生产预付款，连同工商银行临江市支行首批释放的两万元短期周转贷款，整整四万元人民币，已经在前一天下午正式落到了764厂的账户上。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半天工夫就在家属区和各个车间里传开了。
对于四个多月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家里米缸早已见底的二千六百多名职工来说，“四万块钱进了厂财务科”这句话，在口口相传中迅速变了样。
许多人只记住了一件事：
赵厂长前两天在钳工台前亲口保证过，只要有了钱，就给大伙儿补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财务科所在的二楼走廊里，已经陆续出现了工人的身影。
走在最前面的是几名机加车间的老师傅，手里捏着洗得发白、角上蜷曲的旧工资袋。
后面跟着几个青年工人，有些局促地贴着墙根站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财务科那扇半开着的木门。
“周科长……”
一个中年女工站在门口，手里拽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表格，小声问了一句，
“听说厂里到账了四万块钱，我家老二下周要交学费，能不能……能不能先给预支个十块二十块的？”
旁边的老工人也清了清嗓子，试探着接道：
“周科长，不发一个月也行，哪怕发半个月，让大伙儿去粮站把这月的口粮扯回来也成啊。”
财务科长周向东从一堆账本里抬起头来。
他看着门外那一张张带着期盼、又因为长期吃不上油水而显得蜡黄的脸，按在算盘上的手僵了一下。
他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那两张盖着银行红印的凭证，又拉过厚厚的一本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走到走廊中央。
“同志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
周向东的声音有些发哑，但他尽量把字吐得清晰，“这四万块钱，确实到了咱们厂的账户上。可这钱是专项资金，一分一毫都是有定数的。”
他举起手里的凭证，指着上面的公章：“华远给的两万，是订金预付款；银行给的两万，是出口周转贷款。这两笔钱，只能先用来买外包装纸箱、付车间开工的水电费、改制锅耳把手，还有送到临江铁路货场的运费。
财务科每一笔账，银行每周都要来核对一次。”
周向东环视着周围鸦雀无声的工人，语气依旧斩钉截铁：
“谁要是敢挪用这四万块钱，银行会立刻冻结咱们厂所有的账户，工行后续那八万块附条件的周转贷款一分钱都不会再给。到时候，别说工资，咱们厂刚接下的订单得砸，三十天后连设备都保不住！”
走廊里死一样的安静。
几名工人互相看了看，原本眼里的那点光亮瞬间熄了下去。
那个问学费的女工低下了头，没再多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把那张表格叠好，塞回了口袋里。
那个提议发半个月工资的老工人叹了一口气，把空着的旧工资袋仔细折成一个小方块，重新插回工装的胸口袋里。
他们默默地转过身，沿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赵国梁不知何时站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
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看着工人们散去的背影，嘴角紧紧抿成一条线。他宁愿这些工人冲进办公室跟他大吵一架，也不想看到他们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
陈砺站在军转民办公室的门框边，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走廊里的脚步声刚刚消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在楼梯口响起。
进来的是职工食堂主任吴桂兰。这位四十多岁的大妈穿着一身有些发油的白色工作服，手里捏着一张擦得发白的采购计划单，脸上满是焦急。
“陈主任，你可得帮帮食堂！”吴桂兰一进门就径直走到陈砺桌前，说话像连珠炮一样，“我刚才听周科长说，那四万块钱一分也不能给生活上划拨？”
“吴大妈，那是生产专项资金，确实不能动。”陈砺递过去一把木椅，“食堂出什么问题了？”
“粗粮和面粉倒是还能凑合维持，可厂里已经整整三个月没发过肉票，食堂的冻肉和食油供应早断了！”
吴桂兰一拍大腿，声音拔高了几分：
“民品车间和工具车间的一线工人，从昨天晚上开始排上了夜班。
白天干重体力活，晚上接着熬夜班。
食堂里现在顿顿都是清汤咸菜炖萝卜，连点油星子都看不见！年轻人干的是锻压、机加和搬运，两天三天能硬抗，十天熬下来，人的力气非掉光不可！”
她看着陈砺，带着求助的神情：
“陈主任，我不是来要求改善全厂二千六百人的伙食，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想办法解决点冻肉和菜籽油？不求多，十天里给食堂批两百斤冻猪肉和四十斤菜籽油就成！”
陈砺看着吴桂兰手里那张空白的采购计划单。
他前世主持过复杂的重大军工项目，太清楚生产要素的构成。
机器、原材料、工时，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始终是人。
让几百名工人连续十天在高强度夜班里靠清汤咸菜硬熬，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根本不可能得到保障。
陈砺站起身来，伸手拿过桌上的764厂介绍信和刚拿到的华远订单抄件：
“吴大妈，我知道了。你先回食堂准备大锅，油和肉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
陈砺离开办公楼，准备前往厂运输队安排今天送货的车辆，先加工好的高压锅每天都会送一点出去。
厂区中央的平地上，耸立着一排老旧的宣传栏，最上面是两块褪了色的木制荣誉墙。
玻璃罩里面，贴着一张张黑白老照片。
照片上的工人们穿着厚重的棉工装，胸前戴着红花，身后是排成长龙的铁路货车皮。
那是1979年。
那一年，764厂作为临江三线军工带的核心弹体厂，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候。
陈砺在荣誉墙前停下了脚步。
原身的记忆在这一刻与眼前的画面重叠在一起。
764厂，1966年动工，1970年投产，高峰时期整整五千四百名正式职工，加上家属和附属人口，一万二千多人窝在这条山谷里。
十二条成建制的生产线分布在八个主要车间，昼夜不停地发出剧烈的轰鸣。
那一年战备任务最紧张的时候，全厂连续一百零七天没有停过机。
一个月里，从厂区专用铁路线发出的货车皮，整整有十八个。
三十二万具迫击炮弹体、近百万件引信金属零件，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前线。
陈砺的父亲陈国安，就是在那一年高强度的火工品热处理试验中，为了抢救关键数据而牺牲在三车间。
然而，眼前的现实却无比残酷。
陈砺转过身，看向荣誉墙后方的车间区。
原本十二条轰鸣的生产线，如今只有民品车间和工具车间的整整三条还在勉强运转。
四条老旧的生产线因为缺配件而停摆，三条设备被封存，上面罩着积满灰尘的破旧油布，还有两条生产线的关键设备，已经被贴上了划归兄弟厂的“调拨编号”。
第二职工食堂的木门上锁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屋檐下挂着几个用来接漏雨水的破搪瓷盆。远处厂区专用铁路线的铁轨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锈红色的轨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凄凉。
曾经盛极一时的庞大军工工厂，如今民品卖不出去、军品任务停了、旧债压着，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陈砺收回视线。
他前世见过比这庞大得多的现代国防工业基地，但他从未轻视过眼前这片老旧的三线厂区。
这里的设备虽然陈旧，规矩虽然繁琐，但人和底子都还在。
只要能把产品的销路重新接上，把货真正运出山外，这座沉睡的工厂依然能重新活过来。
陈砺加快脚步，走到了运输队院子里。
运输队的车棚里，原本停放十几辆卡车的空地上大半落满了落叶。如今还能正常发动的，只剩下三辆老旧的解放牌旧卡车。
此刻，车厢里已经装好了二十个厚实的木箱。
这是最早完工的那二十口高压锅，也就是最初法鲁克在白沙瓦订下的那一批。
每一口高压锅都经过了宋知微和检验科的严格检查，锅盖内侧按规定塞进了带有英文说明的《产品使用与安全手册》，包装箱外侧醒目地印着食品蒸煮用途标记，以及严禁私自改装的警告警示。
这二十口锅，与巴方后续订购的那五百口在账目和交付渠道上被严格区分开来。它们将作为第一批出口实物，率先运往临江铁路货场。
几名运输队的老工人正用粗麻绳将木箱紧紧绑在解放卡车的车厢里。
路过车棚的几个车间工人停下了脚步，默默地看着卡车的后板被用力合上。
一个摸着车厢板的老工人擦了擦手上的油污，低声念叨了一句：
“总算是见着货物出厂了……只要能运出去，厂子就还有救。”
陈砺拉开车门，迈步坐进了旧解放卡车的副驾驶室。
驾驶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转业军人，叫老马。
他熟练地踩下油门，卡车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吐出一团黑烟，缓缓驶出了764厂的大门。
山路崎岖，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和碎石路上剧烈颠簸着。
从764厂所在的深山走向临江市区，需要穿过三条狭长的山谷。
这片在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三线工业带上，零星分布着数家代号工厂。
卡车驶过第一条山谷时，路旁露出了751化工厂的大门。
厂区上方几座高耸的反应塔中，只有一根烟囱在孤零零地冒着稀薄的白烟。
大门外的空地上，成堆成堆装在塑料袋里的化肥被油布半盖着，皮卡车和地磅上落满了灰尘。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蹲在路边抽着烟，脸上的麻木与几天的764厂职工如出一辙。
这家曾经生产火工药剂和军用化工原料的老厂，在跟风转产化肥和油漆后卡住了脖子，已经连续拖欠了两个月工资。
卡车继续前行，进入第二条山谷，经过了738光学仪器厂。
大门内侧的空地上，堆满了印着望远镜和照相机镜头图案的木箱。木箱码得很整齐，但门外宽阔的马路上却静悄悄的，连一辆订货单位的车也看不见。
这家拥有上千名职工、曾经生产顶级炮队镜和测距仪的光学大厂，技术底子依然雄厚，却因为找不到送出山外的销路，生产出来的民用产品只能堆在仓库里。
当卡车开进第三条山谷时，眼前的景象却陡然一变。
那是768动力机械厂。
大门外停着四五辆来自周边省份的平板卡车，几名工人正手脚麻利地往车上吊装柴油机和农用水泵。
厂门里，成群结队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进进出出，喇叭声此起彼伏。
正值中午，从768厂职工食堂的方向，甚至飘来了一阵阵浓郁的炒菜香和猪油味。
这家工厂生产的农用水泵和柴油机一直有人来拉，成为周边几家代号工厂里极少数能够按月足额发放工资的企业。
陈砺靠在卡车的座靠上，看着窗外掠过的三座工厂。
军转民从来不是一条死路。
决定一家军工厂生死的，从来不是它过去的代号有多响亮，而是它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货能不能按时交到买家手里。
卡车轰鸣着驶出了山谷，前方的临江市区逐渐展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