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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长这话一出，办公室里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张瑞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紧，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意外，有思索，也有一丝不由自主的警觉。
在那个年代，“入股”这个词对于国营厂的厂长来说，既新鲜又敏感。新鲜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几年，确实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公有制企业的改制试点；敏感的是，一个集体合作社的负责人想要入股一家市属国营厂——这在青岛地面上，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杨端着搪瓷缸子，目光在陈科长和张家栋之间来回转了两圈，脸上的笑意渐渐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真思索的神情。他没有急着说话，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已经不自觉地在缸子壁上轻轻敲击着，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
一九八三年的青岛，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往前推两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国家才刚刚开始在少数地方试点“利改税”——把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算是给了企业一点点自主经营的弹性。可那也只是试点，全国上下大多数国营厂，还是沿袭着几十年来那套“统购统销、统收统支”的老路子。厂里赚了钱，全部上缴财政；厂里亏了钱，财政拨款补上。厂长操心的是生产计划，不是市场销路。
可到了八三年，风向已经开始变了。
先是年初的时候，上头下发了一个文件，明确提出“国营企业可以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就是允许厂长或者职工集体承包厂子，超产的部分可以自主分配。这个消息一出来，全国各地的厂子都炸开了锅。有的厂长跃跃欲试，觉得终于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有的厂长却忧心忡忡，怕担责任、怕亏损了没人兜底、怕工人们的铁饭碗被砸碎。
青岛电冰箱总厂，正是最早一批被列入“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名单的市属企业之一。
也就是说，此时张瑞这个厂长，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管生产不管经营的“行政干部”了。
从今年开始，厂里的盈亏，他要负直接责任。赚了，厂里能留下一部分利润来发奖金、搞福利；赔了，那就得自己想办法填窟窿，再也别指望财政上兜底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张瑞才会在砸了那七十多台冰箱之后，压力大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因为他心里清楚，换了以前，出了这么大的质量问题，大不了写个检查、挨个处分，厂里该发工资还是发工资。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是承包经营的负责人，这五六万块钱的损失，是真的要算在厂里自己头上的。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入股”这个词，开始从那些胆子最大、眼光最远的厂长们的案头，悄悄浮上了台面。
既然厂子可以承包经营，那是不是也可以引入外部资金？是不是可以让外面的企业或者个人持有厂子的股份？这在八三年，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可政策没规定的事，并不代表不能做。
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尝到了市场甜头的企业眼里，条条框框从来都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而是用来突破的。
张家栋之所以敢在陈科长面前露出那副若有所思的笑容，也不是因为他莽撞，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这个时代的脉搏了。
他知道，未来的几年里，公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会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政策。到那时候，最早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会获得难以想象的红利。
而青岛电冰箱总厂，在他前世的记忆里，正是中国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家电企业之一。只不过在那个时空里，这个过程是在几年后、在张瑞的坚持下才逐步推动的。
可这一次，既然他张家栋来了，既然他提前遇到了张瑞，既然张瑞现在正站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关口上，手里攥着一个质量过硬、市场认可的产品，却缺钱打广告、缺渠道铺市场——那为什么不能让这个进程提前几年呢？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张家栋没有急着回答陈科长的话。他端起茶杯，不急不缓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在张瑞和老杨脸上缓缓扫过，语气里带着一种做足了功课才有的从容：
“杨书记，张厂长……陈科长问的这个话，我不瞒你们。我确实有这个想法。不只是帮你们打广告那么简单。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厂子，有技术底子，有进口设备，有张厂长这样的带头人，缺的只是一点助推力。这笔广告费，我可以先垫上，但我不图你们还。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让这笔钱变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基础？”
这话一出，张瑞的眉头微微一动。
张家栋是他们本地的名人——这一点，张瑞早就知道。
他当上电冰箱总厂厂长之前，就在市轻工业局见过张家栋的材料。那时候他还在局里做技术科长，有一回周局长拿了一份简报给他们传阅，上面写道：“平县合作社负责人张家栋，成功促成与美国经销商建立直营合作关系，帮助县罐头厂‘太阳’牌番茄酱出口创汇，创下该县单次出口最高纪录。”
他当时看完，心里默默记了一下这个名字，只觉得这人有点本事，但也仅此而已。
后来发生的事，却让他不得不对这个名字反复刮目相看。
先是他听说，张家栋竟然有本事请动了《西游记》剧组到青岛本地拍广告——那可是杨洁导演的团队，是全国老百姓都在翘首以盼的大制作。结果张家栋不但请动了，还让剧组替他们县里的冷饮厂拍了一部广告片，“夏花花生露”一夜之间红遍了半个山东。
接着又听说，张家栋的合作社把“夏朵”羽绒服做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春晚！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全国人民除夕夜守着看的节目！一件羽绒服能在那种场合亮相，效果比在报纸上登一百篇广告都管用。
再后来，就是让张瑞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张家栋在美国打赢了一场商标官司。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连市轻工业局的周局长都在会上点名表扬了：“同志们，这是咱们青岛的企业第一次在国际上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品牌权益。张家栋同志为我们争了光，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标杆。”
张瑞当时坐在台下，听到这番话，心里头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张家栋，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太清楚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打官司有多难了。语言不通、法律体系不同、对方又是财大气粗的外国公司，换了别人，多半只能忍气吞声吃哑巴亏。可张家栋不但打了，还打赢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地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对张家栋这个人，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印象：那是一个有胆有谋、能打仗也能打胜仗的人。
可真正见了面之后，张瑞却发现，这个人跟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在他想象中，张家栋应该是个精明干练、说话带锋芒、做事雷厉风行、甚至有些锋芒毕露的人。
毕竟能跟美国人打官司、能上春晚、能在省计委会议上跟领导叫板的人，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个温和的角色。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呢子外套，说话不急不缓，目光平和，笑起来的时候甚至带着几分邻家大哥似的暖意。他说话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反而像是早就认识你很久了，坐下来跟你聊天，自然而然地替你着想，替你把所有想到的、没想到的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种“亲切感”，让张瑞在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就打消了所有来之前预设的防备。
而此刻，当张家栋说出那句“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让这笔钱变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基础”——张瑞不但没有感到警觉和抵触，反而有一种隐隐的兴奋，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安安稳稳地落到了他心里。
他甚至下意识地想：如果能跟这样的人长期合作，那对电冰箱总厂来说，恐怕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张厂长——今天来的路上，我跟杨书记还在说，电冰箱总厂现在虽然熬过了最难的关口，可往后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光靠咱们自己，步子迈得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可要是能有您这样的人搭把手——那路，可能就好走多了。”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着张家栋，语气里带着一种难得的直率和坦诚：
“我不瞒您说——我对您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兴趣。”
张瑞说完那句话，目光坦诚地看着张家栋：
“不过张厂长，我们厂里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国营厂，底子是有的，进口设备是有的，工人也都是好工人。可账上没钱，包袱重，体制里的规矩又多。您要是真想跟我们合作，您能图我们什么呢？分红？我们账上连发工资都紧巴巴的。股份？现在政策还没放开，国营厂的股份怎么算、能不能给外人——这事儿连市里都没个准话儿。”
他顿了顿，语气里没有试探，只有一种掰开揉碎了说实话的坦荡：“张厂长，我是怕——您费心费力帮了我们一大把，到头来发现我们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回报您。那不是让您白忙活一场吗？”
老杨坐在一旁，听了张瑞这番话，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张家栋听完张瑞这番话，却笑了笑：
“张厂长，杨书记，你们担心的这些，我都想过。”
他顿了顿，目光在张瑞和老杨脸上缓缓扫过，语气一转：
“不过，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县里的玻璃厂，以前也是国营厂，当初他们跟你们现在的处境差不多——有技术底子，有工人，有设备，可就是打不开市场，找不到销路。后来我们合作社跟县里谈了一个合作方案：玻璃厂的产权和管理权还是县里的，但市场营销这一块——包括品牌宣传、渠道建设、客户对接——全部交给我们合作社来负责。”
他伸出一根手指，语气笃定：“厂子还是国营的，工人的编制、待遇、管理流程，一切照旧。但市场这个事儿，由我们来替他们趟路。县里不用多出一分钱，我们合作社从销售利润里按比例提取服务费用。”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沉静地看着张瑞：“这套模式，在玻璃厂已经跑通了大半年。现在他们的汽车玻璃和建筑玻璃，销路已经铺到了省外。县里满意，厂里满意，工人们也满意。”
“张厂长——你们电冰箱总厂，能不能也试一试这个路子？”
此话一出，张瑞和陈科长还没来得及反应，杨书记直接一把拍向大腿。
“张厂长，你这个思路，我觉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