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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拎着那只装着六件假货的帆布袋，踩着略显陈旧的楼梯，一步一步走上三楼。
走廊里很安静，灰绿色的墙裙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老上海宾馆特有的那股味道——混合了樟脑丸、地板蜡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木头气息。他走到走廊尽头，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反手把门带上。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靠墙放着，床头柜上摆着一盏罩着乳白色灯罩的台灯，窗户上挂着米黄色的窗帘，窗外是那条安静的老弄堂。远处隐约传来马路上电车的叮当声和汽车喇叭的嗡鸣，像是一层薄薄的背景音，衬得这间小房间格外安静。
张家栋把帆布袋放在床头柜旁，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在床边坐了下来。他没有立刻躺下，而是伸手从床头柜上的搪瓷托盘里拿起那只搪瓷缸子，倒了一杯凉白开，喝了两口，然后望着窗外那条夕阳下渐渐暗淡下去的弄堂，沉默了很久。
那六件假货的每一个细节，还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面料的手感、缝线的捻度、里衬上的水洗标……每一处不同，都像是一个无声的证据，在告诉他同一个结论：有人在暗处，盯上夏朵了。
他放下搪瓷缸子，往后一倒，躺在了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条细长的裂纹上。身体虽然躺下了，脑子却停不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不由自主地往更早的时候回溯过去。
他忽然想起了夏朵刚成立那会儿。
那一年冬天，上海国营服装厂也是像现在这样，猝不及防地杀到了家门口。
那时候合作社的服装厂刚起步没多久，厂房是县里腾出来的旧仓库改建的，缝纫机是东拼西凑淘来的二手货，女工们大多是周边村子里刚学会踩缝纫机的农家媳妇。就凭这样的家底，张家栋硬是带着孙立军、于大姐几个人，把夏朵羽绒服做了起来。款式是张家栋凭记忆画的草图，版型是于大姐一针一线改出来的，第一批羽绒服刚挂上合作社服装店的货架，就被闻讯赶来的老百姓抢购一空。
那段时间，张家栋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跟于大姐一起研究怎么改进版型、怎么提高充绒的均匀度、怎么让袖口的走线更结实耐用。叶子灵那时候刚来厂里不久，还是个话不多但画图极快的年轻姑娘，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样板衣一画就是大半天。孙立军更是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销售、晚上盯出货，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眼睛里那股劲儿却越来越亮。
厂里所有人都在憋着一股劲——他们想证明，一个县城的集体合作社，也能做出不输给大城市的好东西。
然而就在夏朵羽绒服刚刚在青岛站稳脚跟、准备往周边城市拓展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盆冷水一样浇了下来。
那天下午，王宝光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进厂里，连车都没顾得上支稳，就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张家栋的办公室，“张哥！不好了！上海那边来人了！就在咱们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旁边，搭了个棚子，拿卡车拉了好几车的羊毛衫和羽绒服，正在那儿大喇叭喊着卖呢！价格比咱们便宜了整整一半！”
张家栋当时正在跟于大姐商量新款羽绒服的版型修改方案，听到这话，手里的铅笔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目光里没有王宝光预想中的慌张，反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静，像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来一样。
他放下铅笔，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铅灰，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看清楚了吗？他们卖的羽绒服，跟咱们的是同款？”
“同款！一模一样！”王宝光急得直拍大腿，“不只是羽绒服，羊毛衫也是跟咱们同款的！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那做工——说实话，不比咱们的差，甚至还要精细一些。关键是价格，张哥，价格比咱们便宜太多了！”
张家栋没有说话。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厂区里那些正在忙碌的女工们的身影，沉默了好一会儿。
孙立军也赶来了，一进门就接了王宝光的话茬：“张哥，我也听说了。我刚才骑车到那边转了一圈，看得很清楚。上海服装厂的人开了三辆大卡车，带了十几个销售员，就在咱们县城最热闹的长途汽车站旁边支起了摊子。羊毛衫卖十几块钱一件，羽绒服卖二十多块钱一件——比咱们的售价低了将近一半。”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焦虑：“张哥，咱们要是不想办法，这个冬天——咱们的货可能就真卖不动了。”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于大姐放下了手里的样衣，叶子灵也抬起了头，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张家栋，等着他拿主意。
张家栋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冬日天空，沉默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目光平静，语气笃定，说了这样一番话：
“不降价。咱们不但不降价，还要把品质提上去。”
他走到工作台前，拿起于大姐刚改了一半的那件羽绒服样衣，指着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声音沉稳而有力：“他们在价格上打压咱们，那咱们就在品质上跟他们拉开差距。于大姐——领口的收口方式再改一道，改用暗线；袖口的松紧带换成加宽的，更贴合手腕，也更保暖。晓晴——你帮我想想，能不能在袖口或者前胸的位置加一个咱们夏朵独有的小标识，让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咱们的东西。”
于大姐和吕晓晴对视了一眼，虽然心里还有些打鼓，但看着张家栋那副笃定的神色，也都跟着点了点头，各自忙活去了。
后来的事情，张家栋记得很清楚。
上海国营服装厂的那些羽绒服，因为填充的是涤纶而不是真正的羽绒，在老百姓穿了一阵子之后，保暖效果差的毛病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买过的人纷纷回去找他们退货退款，甚至闹到了县里的治安队。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老百姓，一听说上海货是拿涤纶冒充羽绒，转头就涌进了夏朵的服装店，把货架上的羽绒服抢购一空。
那天傍晚，孙立军兴奋地跑进办公室，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张哥！咱们赢了！上海服装厂那帮人已经被治安队带走了，三卡车的货全被扣在了县里！老百姓们都回来买咱们的夏朵了！”
张家栋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握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茶。他望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橘红色的天空，轻轻地、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那一次，夏朵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呢？
张家栋躺在宾馆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细长的裂纹，目光微微闪动。
那一次，是上海的大厂拿着仿制的羽绒服来本地抢市场，靠弄虚作假自己砸了招牌。可这一次，对方的手法完全不一样了——做的假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被退回，是为了在市场上种下一颗“夏朵质量有问题”的种子。
手段更隐蔽了，也更阴了。
这一次，对手的手法跟上海国营服装厂那回完全不同。那回是大张旗鼓地来——开着卡车、支着棚子、架着大喇叭，直接在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摆摊叫卖，恨不得全平縣的人都知道他们来了。那种打法虽然来势汹汹，但也把自己暴露得干干净净，一旦出了纰漏，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们是怎么摔跟头的。
对方没有大张旗鼓地往夏朵的货里掺假。六件衣服，不多不少，悄无声息地混进了发往上海的批次里。如果不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那边抽检发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孙立军处理得果断及时，这几件假货甚至可能不会引起太多注意——被当成普通的质量瑕疵退换掉，换上新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对方要的，偏偏就是这个“过去了”的效果。
张家栋的目光在暮色中微微一凛——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对方之所以只做了六件假货，不是因为做不出来更多，而是故意控制在这个数量级上。六件假货混在一批货里，既足以引起商场的注意和不满，又不至于大到让夏朵立刻启动全面调查。如果做得太多，夏朵这边一定会警觉，会追查到底；但如果只做几件，被当成偶发的质量问题处理掉的可能性就大多了——换货、赔偿、道歉，事情平息，对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批货里掺几件，下批货里再掺几件——不显山不露水，一点一点地消磨夏朵在上海市场的声誉，让商场和消费者慢慢产生“夏朵的质量好像不太稳定”的印象。这种打法，比一次性搞出一场大规模的质量事故更毒辣——因为对手要的不是一场能查清楚的爆炸，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让人防不胜防的消耗战。
张家栋的眉心微微皱了一下。
更让他心里发沉的是另一件事——对方能把假货不声不响地混进夏朵发往上海的批次里，说明一定有人能在仓库或者出库环节做手脚。这个人，一定是夏朵内部的人，而且对发货流程非常熟悉——知道哪批货是发往上海的，知道什么时间装车，知道在哪个环节动手脚最不容易被发现。
他的手能伸到平县，伸进夏朵的仓库里。
想到这里，张家栋的脊背微微发凉。
这个人，对厂里的发货流程太熟悉了。知道哪一批货是发往上海的，知道什么时间装车，知道仓库里哪个位置放着当天要出的货，知道在什么环节动手脚最不容易被发现——这个人，绝不是只跟夏朵打过一两次交道的外人。
是内鬼。
这个念头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张家栋的胸口。他忍不住去想——这个人是谁？是在仓库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还是新招进来、还没来得及摸清底细的临时工？是被人拿钱买通了，还是本来就带着目的进来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压住了心里那股翻涌的情绪。
他知道现在必须冷静。
现在查内部，是唯一能斩断这条暗线的办法。如果不查，对方完全可以继续用同样的手法，在这批货里掺几件假货，下批货里再掺几件，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地消磨掉夏朵在上海市场的信誉。等到有一天，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彻底对夏朵失去信任，不再跟夏朵合作了，再想挽回就难了——而且这个消息一旦传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家商场，而是整个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渠道信心。
但问题是——现在查，查得动吗？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正是夏朵全力备战春晚、加班加点赶订单的销售旺季。厂里上上下下都在连轴转，于大姐带着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赶制演出服，叶子灵在设计室里改版改到手发抖，孙立军更是一个人顶着好几个人的活儿，从生产调度到客户维护一手抓。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大张旗鼓地在厂里查内鬼——查账、查人、查进出库记录——厂里的人心肯定会乱。
人心一乱，生产就会受影响。生产一受影响，春晚的演出服、上海的新货、其他客户的订单——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纰漏。到时候，不用对手再动手脚，夏朵自己的节奏就全乱了。
这就是对方想要的效果——让你明知道内部有问题，却不敢动，不能动。
张家栋慢慢攥紧了手指，指节微微发白。
他明白现下的处境有多棘手。查也不行，不查也不行——像是一脚踩进了泥沼里，越挣扎陷得越深。
他在心里把已知的线索重新理了一遍——
对方能拿到夏朵最新款的样衣；对方知道夏朵的发货时间和渠道；对方选择了上海作为动手的地点；对方的手法隐蔽而有耐心，不像是一般的小作坊能做到的。
他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反复地看，反复地掂量，然后，有一个念头渐渐地、渐渐地从他脑海深处浮了上来——不是这一世的记忆，而是更久远的、来自另一段人生轨迹的碎片。
那些碎片里，关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服装产业的记忆，零零散散地浮现在他眼前——上海的服装产业格局、那些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起起落落的名字、以及那些在正规渠道之外暗中涌动的暗线和交易。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能在上海做成这件事的人，一定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能做出高仿版样衣的裁缝铺子、能提供接近色面料的布行、能短时间内完成打版和缝制的小作坊——没有足够深的本地关系网，根本做不到。
而这个人和上海的关系越深，他就越不可能完全没有痕迹。
张家栋的目光在夜色中微微亮了一下。
他就不信，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能把所有的尾巴都藏得干干净净。
只要他在上海继续查下去，只要对方的下一步动作还在继续，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在那之前——他得先把这六件假货的来路摸清楚，从布料开始，一条一条往上查。
这根线，就是一条路。顺着它摸下去，总能摸到那个藏在暗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