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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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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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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6章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第1/2页)
    老太太站在沙发前面,听着她们的抱怨和哀求,嘴唇抿成了一条线,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慌乱,只剩一种缓慢而沉重的疲惫。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干涩:“我给老大打过电话了,他……没接。”
    三个女人同时安静了下来。
    刘兰愣了一下,像是没听清:“什么叫没接?他挂您电话?”
    老太太没有回答,只是慢慢坐回藤椅上,手指搁在扶手上,微微蜷曲着。
    那根藤条被她的手心和后背磨了很多年,已经变得光滑发亮,在傍晚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暗沉的光泽。
    吴美凤又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比刚才尖了一些:“妈,您再打一个试试?老大不可能不接您的电话,他再怎么样也不能不管自己亲兄弟啊!”
    老太太抬眼看了她一眼,又垂下了目光,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下:“他把我拉黑了。”
    三个女人面面相觑,屋子里安静了几秒。王德芳最先反应过来,掏出手机说:“我打一个试试。”
    她拨了秦绍文的号码,开了免提。
    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到第四声的时候被挂断了。
    她又拨了一次,这次直接就是“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她放下手机,抬头看了老太太一眼,脸上的表情写满了“怎么会这样”的茫然和不安。
    刘兰也掏出手机试着拨了一次,同样的结果。
    吴美凤第三个拨,照样被挂断。三个人轮番试了一遍,没有一个能打通。
    那种感觉比直接被拒绝还要让人心慌。
    拒绝至少还有一句话、一个理由,但沉默和挂断意味着那边的人根本就不想听她们说什么,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
    这天晚上,赵玉芬那边也炸了锅。
    她弟弟赵建军晚上八点多打来电话,声音里的慌乱比白天更重了。
    “姐,公司那边今天下午正式通知我了,说我那个岗位经审查不合格,要解除劳动合同。姐,这个工作可是你当初让姐夫帮我安排的,现在说没就没了,你帮我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赵玉芬握着手机听弟弟说完,沉默了两秒才回了一句:“行了,你先别急,我明天去找他。”
    她挂了电话之后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又翻了翻通讯录,给她妹妹赵玉梅打了一个。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赵玉梅的声音带着一种强装镇定的紧绷。
    “姐,我们街道办今天通知我,说要重新审核编制,我可能……不太符合条件。”
    赵玉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攥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她妹妹在街道办事处坐了三年闲职,每个月领四千多工资,实际上什么活都不用干。
    这个位置当初是她找秦绍文安排的,如今也在被清理的范围内。
    赵玉芬挂了电话之后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好几趟。
    她不是那种遇事就慌的女人,这些年她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手里攥着秦绍文的工资卡和积蓄,娘家那边的人脉也全在她手上。
    她一直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秦绍文还是市长,这些牌就不会烂在手里。
    可现在那个握着牌的人不接电话了。她攥着再多的牌也打不出去。
    当晚她又试着拨了三次秦绍文的号码,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响几声被挂断,再拨就是忙音。
    她后来换了座机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两声就被接起来了,但接电话的不是秦绍文,是他的秘书赵永年。
    赵永年的语气客气但带着明显的距离:“嫂子,秦市长正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达吗?”
    赵玉芬张了张嘴:“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不太确定,秦市长最近工作安排比较紧。”
    赵玉芬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那让他有空了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转达。”
    然后电话挂了。赵玉芬知道“转达”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石沉大海,意味着那边的人已经把她的电话全部屏蔽了,连秘书都在挡话。
    同一天晚上,秦家那边的亲戚网络也彻底炸开了。
    秦建军的几个股东、王德贵下面的施工队老板、秦建国在城投公司带进去的几个自己人,全部在同一时间收到了类似的通知,要么岗位被调整,要么项目被叫停,要么账目被查封。
    消息像被捅破的马蜂窝一样在凌北市的利益圈子里蔓延开来,人人自危。
    老太太的电话从傍晚开始就没停过。
    舅家的表侄打了三个,说他的门面被消防查了。
    姨家的外甥打来两个,说他在城投公司挂的那个闲职被要求限期离岗,连远房堂弟都打了一个,说他承包的那个垃圾清运项目被市里叫停了,说合同不规范要重新招标。
    每一通电话的内容都差不多,有人动了他们的饭碗,而那个饭碗是靠着秦绍文的关系才端上的。
    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接了一通又一通,每接一个,脸上的皱纹就深一层。到最后她直接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面上,不接了。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客厅里没开灯,只有厨房和走廊透过来的微光。
    那把老藤椅上的人影蜷缩着,比平时小了一圈,像一个正在慢慢漏气的气球,瘪了,软了,没有力气再鼓起来了。
    而此时的林默,正坐在一辆黑色桑塔纳的后座上,沿着通往凌北市最偏远乡镇的国道平稳行驶。
    车已经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排座的空间不大,林默靠着车窗,看着窗外迅速掠过的田野和零星几栋低矮的农房。
    前面那辆车开得不快不慢,保持着稳定的跟车距离,车顶上没有挂任何公务标识,看起来就是两辆不起眼的普通轿车。
    两辆车,七个人。
    他这辆车上坐着他自己、司机、一个治安局的干警和一个办公室的老科员。前面那辆车上是秘书赵永年、另一个治安局的干警和一个年轻的办公室科员。轻车简行,不显眼,不张扬。
    他出发前没有通知任何乡镇领导,没有提前打招呼,没有让任何人准备接待。
    赵永年问他要不要发个通知,他说不用,到了再说。
    第一站是凌北市最偏远的青石镇。
    车在镇上唯一一条主街上停下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山脊线以下,天边还残留着一线橘红色的余光。
    林默推门下车,深吸了一口乡镇傍晚的空气。晚饭的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升起来,混着泥土和牲畜的气味,在灰蓝色的暮色里缓缓散开。
    林默走在前面,赵永年跟在旁边,其余五个人散在几步之外。他们没有打灯,没有拉横幅,没有前呼后拥,看起来就像几个路过的外乡人。
    他们沿着镇子那条不足五百米的主街走了一遍。
    路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小卖部和一家修车铺还亮着灯。修车铺门口挂着一条脏兮兮的旧布帘,里面透出一团昏黄的灯光。
    修车铺老板蹲在门口抽烟,看到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旁边还跟着几个看着不像本地人的面孔,手里那根烟停了一下,但没有站起来。
    林默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目光跟老板平齐:“老板,问你个事。你们镇上的路坏了多久了?就是进镇那条主干道,坑坑洼洼的那段。”
    老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那几个人,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夹在指缝里。
    “好几年了,去年修过一次,修了不到一个月又烂了。说是质量不行,钱花了活没干好。”
    “修路的时候谁来验收的?”
    “我哪知道,反正镇上的干部说是上面拨的钱,工程队是县里找的。”老板把烟灰弹在地上,语气里带着一种对这些事的习以为常,“反正我们老百姓说了也不算,烂就烂着呗。”
    林默没有再问,站起来朝老板点了点头:“谢了。”
    他转身往前走的时候,那支烟还夹在老板指缝里没有动。
    老板看着那个穿深色夹克的背影走远了,才把烟重新叼回嘴里,吸了一口,烟雾在暮色里散开。
    林默走出十几步之后偏头对赵永年说了一句:“记一下,青石镇那条进镇公路,去年的维修验收记录,明天让人调出来送到我桌上。我要看是谁签的字、谁验收的、工程队是谁找的。”
    赵永年拿出笔记本刷刷记了两笔,没有多问。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在小卖部门口停了一下。
    林默进去买了一瓶水,扫码付钱的时候跟老板娘聊了几句。老板娘说镇上的自来水常年发黄,沉淀两天才能用,问了镇上干部好多次,每次都说“正在争取项目”。
    林默听完之后没有当场表态,出了小卖部之后对赵永年又说了一句:“青石镇自来水的事也记上。”
    他们在青石镇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上车走了,没有惊动镇上的任何干部,没有留下来吃饭,也没有人送。
    后视镜里,青石镇的主街正在一点一点地变远,那些低矮的房屋和渐渐亮起来的灯火像一幅被拉远的旧画。远处山脊线上的最后一线光正在收拢,像是有人在天边慢慢关上了一扇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06章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第2/2页)
    第二站是更远的黄泥沟村。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村道上没有路灯,只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零星的灯光。
    林默让车停在村口,自己打着手电筒沿着村道走了一段,看到路边堆着几堆未完工的建筑材料,钢筋锈迹斑斑,水泥袋被雨水泡过又晒干,结成了一块一块的硬壳。
    旁边一户人家的门开着,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头正坐在门槛上剥花生。
    林默蹲下来跟他聊了十几分钟。老头说村里去年说要修一条排水渠,工程队来挖了两天就走了,再没回来过,后来才知道上面拨的钱被挪去干别的了。
    林默听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对赵永年说了第三句:“黄泥沟村那条排水渠的事,查一下经费去向。”
    那一夜他们没有回城,在途中一个镇上的小旅馆住了下来。
    条件简陋,床单洗得发白,卫生间的水压不稳,洗澡水忽冷忽热。林默没有挑剔,洗了把脸就在床沿坐下来,翻开笔记本把当天看到的情况一条一条记下来。
    手机搁在床头柜上,屏幕一直暗着。从出发到现在,他一个电话都没接。
    第二天他们去了第三个镇子。第三天又跑了两个村。
    每到一处,林默都蹲下来跟老百姓聊天,问路况、问饮水、问学校的条件、问村里的卫生室有没有药。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问在点子上。赵永年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人名、地名、事由和备注,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而凌北市那边,秦家已经彻底乱了套。
    老三秦建国在第三天上午亲自跑到市政府门口想找他哥,被门卫拦住了。
    门卫说市长不在办公室,出差了。秦建国不信,在大门口站了快两个小时,晒得满头是汗,又给老太太打了三个电话让她再想想办法。
    老二秦建军还在治安局里关着,刘兰哭了好几回,说托了关系去问,那边回话是“案件正在侦办中,请家属耐心等待”。刘兰急得直跺脚,说“耐心等待个屁,人都关进去了,等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赵玉芬也坐不住了。秦绍文不接电话,她只能去找老太太,两人面对面坐了一个下午,说了不到十句话。
    老太太坐在藤椅上,双手交握搁在膝盖上,眼窝比前几天深了一圈。赵玉芬坐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沙发垫的边角,嘴唇抿得发白。
    两人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谁也没有开口提那个名字。茶几上那杯茶早就凉透了,谁也没有去动。
    那些以前靠着秦绍文关系吃饭的亲戚们,每天轮流往老太太家跑,有人带着水果,有人空着手,都是来问同一件事。
    “老大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你帮我打个电话行不行?”“我那边真的撑不住了。”
    老太太的手机从早响到晚,她后来干脆调成了静音,翻面扣在茶几上。但那屏幕还是会亮,一条接一条地亮,像有人在外面不停地敲门,而她坐在屋里,门锁着,灯关着,谁也不想见。
    到了第四天,老太太终于拿起手机,给秦绍文发了一条短信。
    她打字慢,用了好几分钟,一行字删了又打、打了又删。
    最后发出去的是八个字:“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
    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等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动暗下去,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她慢慢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进藤椅里,闭上了眼睛。
    而另一边,林默看到这条手机却笑了。
    不好意思,他是真不想要了。
    林默在乡镇跑了五天,笔记本写满了大半个本子。
    第五天傍晚回到市里的时候,他没有回秦家,也没有去顾瑶那里,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信访局门口。
    这会信访局的门已经关了,值班室还亮着灯。
    林默走上前敲了敲窗户,值班人员探头出来一看是市长,整个人愣了一下,手忙脚乱地开了门。
    以前秦绍文来视察过,所以信访局的人都认识市长。
    林默没有多解释,径直走进信访局那间堆满档案盒的接待室,让值班人员把近半年受理但尚未办结的信访件全部搬出来,还特意叮嘱不要通知其他人。
    他特意晚上来,就是为了看到最真实的一面,免得有人在里面搞鬼。
    值班人员硬着头皮抱了三摞档案盒放在桌上,不敢有什么小动作。
    林默坐下来,打开体质增幅,一本一本翻过去。
    他先翻到的是几份拆迁补偿纠纷,然后是土地承包争议,再往下是一堆邻里矛盾调解。
    这些东西虽然琐碎,但至少还有人在走流程、有人在处理。
    林默翻得很快,把那些需要转办或者督办的分门别类放好。
    翻到第二摞中间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角已经磨得发毛,封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杨德福案·信访复核申请”几个字,笔迹潦草,一看就不是正规公文格式,更像是有人自己写好贴上去的。
    档案袋底部有几块深色的水渍痕迹,纸张在潮湿的环境里放了太久,边缘已经微微卷曲发黄。
    林默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一沓手写的材料,纸张有大有小,有信纸、有作业本纸,甚至还有一张裁得不太齐的香烟盒纸背面也写了字,蓝色圆珠笔、黑色水笔、铅笔混着用。
    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纸面上留着一道道凹痕。
    最上面一封申诉信是用练习本纸写的,纸页上还残留着几道被橡皮擦过的痕迹,像是写过又改了几次。
    林默从第一页开始往下看,越看眉头越紧。
    平桥镇,2009年冬天。
    村里一个独居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
    治安局立案侦查,为了尽快破案、应对上面的年度考核指标,办案压力层层传导下来。
    侦查初期线索少得可怜。案发地偏僻,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看见案发经过,走访了几十户人家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来。
    局长拍了桌子,说“年底之前必须拿下”,底下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拱。
    办案民警重新梳理了走访记录,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潦草的字迹,最后注意到一条不起眼的线索,有人看见杨德福在案发前几天去找过那个老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走了,具体说了什么、待了多久,没人留意。
    就是这条线索,成了当时唯一的突破口。
    杨德福三十五岁,智力有些问题,村里人都说他“脑子不太灵光”,说话慢半拍,平时靠帮人干点零活过活,不偷不抢,谁家丢东西都不会怀疑到他头上。但治安局查了一圈没有别的嫌疑人,就把杨德福列为主攻对象。
    理由很简单,他去找过老人,而且他“脑子不好使”,这种人最好突破。
    审讯的时候上了“手段”,连续审了十几个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喝水,办案的人轮番上阵反复问同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还诱导他说“承认了就轻判,不承认就重判”。
    杨德福根本搞不清楚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被问得晕头转向,最后稀里糊涂地在笔录上按了手印,认了罪。
    可他连凶器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
    问他用什么东西砸的,他一会儿说“棍子”,一会儿说“石头”,一会儿说“锄头”,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同一个问题被问了七八遍,答案没有一次重合过。
    现场采集到的物证和杨德福之间也没有任何能匹配上的直接证据,没有指纹,没有DNA,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那条“他去找过老人”的线索,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去过那户人家门口,跟杀人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整份卷宗里唯一的“证据”就是杨德福那份前言不搭后语的口供,再加上那条本来就站不住脚的线索,以及几份办案人员自己写的、互相印证的情况说明。
    就凭这些东西,法院判了杨德福故意杀人罪,十五年有期徒刑。
    案子判了之后,杨德福的哥哥杨德明一直在替他申诉。
    杨德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初中没毕业,写东西也费劲,但他跑遍了能跑的地方。
    他找到了一户人家的证词,案发当天下午,杨德福在他家帮忙修屋顶,从下午两点一直干到天黑,那户人家一家三口都能作证。
    他还找到了镇上一个卖豆腐的小贩,说那天傍晚在村口见过一个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往案发现场方向去,身形跟杨德福完全不一样。
    这些材料杨德明一式三份,一份寄给了法院,一份寄给了检察院,一份寄到了市信访局。
    法院的回复是“申诉理由不充分,不足以启动再审”。检察院的回复是“该案已生效判决,建议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只有信访局这边把材料收了进来,登记编号,然后塞进了档案盒里。
    这一塞就是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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