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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工人暴动(第1/2页)
1967年，香港出了大事。
从五月开始，新蒲岗的胶花厂工人罢工，跟警察起了冲突，抓了人。然后事态升级，罢工从一家厂蔓延到整个九龙工业区，左派工会全面介入，街头贴满了标语，到处是口号声和玻璃碎裂的声音。
到了七月，事情更严重了。街头炸弹开始出现，真假混在一起，每天好几起，人心惶惶。港府实施了宵禁，军警上街巡逻，中环和湾仔的商铺早早关门，铜锣湾到了晚上八点就跟死城一样。
华兴电器厂在轩尼诗道的五楼和六楼，正好在宵禁范围内。老梁来问陈守业怎么办，要不要停工。
“不停。“陈守业说，“工人住在厂里，吃住都在楼上，不出门就不违反宵禁。原材料从空间走，产品也从空间走，不受外面影响。“
“可是电的问题，如果供电不稳……“
“发电机我从空间里拿一台出来，柴油也备够，万一停电了自己发电。“
老梁按他说的办了。当天晚上，一台柴油发电机出现在厂房的角落里，老梁看了看，是英国产的珀金斯，市价两万港元，崭新。
“陈先生，这台机器哪来的。“
“库存的，以前攒的。“
老梁没追问。
七月的一个深夜，轩尼诗道外面响了一阵爆炸声，然后是警笛。陈守业站在五楼的窗户旁边往下看，街上一片漆黑，只有警车的灯光在闪。一队警察端着盾牌从街上跑过去，远处有人在喊口号。
秀兰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件外套披在肩上。
“外面怎么了。“
“闹事，跟咱们没关系，别出去就行。“
“嘉明呢。“
“睡了，别叫醒他。“
秀兰站在他旁边，也往下看了一会儿。街上又响了一声闷响，像是炸弹，不远处有一团火光闪了一下。
“比北京安静多了。“秀兰说。
陈守业看了她一眼，“北京怎么了。“
“北京也闹，但不是这么闹法。秀梅来信说，厂里天天开会，街上到处是大字报。“
“信呢。“
“在抽屉里，我没给你寄香港，怕寄不到。“
陈守业去翻了翻抽屉，找到一封秀梅前阵子收到的信。不是秀梅写的，是马科长托人带出来的口信，转成了文字。上面写了几件事：李怀德升了正厂长，红星轧钢厂的生产在抓，但政治运动越来越紧；贾东旭被批了两次，因为跟陈守业的关系；四合院那边，贾张氏身体不好，何雨水结了婚搬走了。
陈守业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北京那边的事，他管不了，也插不上手。但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回去把人接出来。
现在不行。现在香港这边也乱，他得先稳住这边。
“秀兰，如果北京那边实在不行了，我把嘉明送回去接人。“
“接谁。“
“马科长一家，还有贾张氏。“
秀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回卧室了。
1967年八月，香港的局势到了最乱的时候。
街头炸弹平均每天十几起，死了好几个人，包括一名电台播音员和几个无辜路人。港府颁布了紧急法令，警察可以随时搜查、逮捕、拘留。左派的回应是更激烈的对抗，甚至有枪手在街头向警察开枪。
陈守业的生意受到了影响。
出口渠道方面，东南亚的经销商因为香港局势不稳，推迟了好几笔订单。格勒行那边，卡尔·迈尔打电话来说，德国总部担心香港的供应链中断，正在考虑把一部分订单转到日本供应商。
“转到日本不行，他们的品质不如我们。“
“我知道，但总部那边担心的是交货稳定性，不是品质。如果香港的港口停了，货出不去，他们就违约了。“
“港口不会停，港府不会让港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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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呢。“
陈守业没有回答。
他知道卡尔·迈尔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局势继续恶化，港口确实可能受到冲击。但他有空间，货物不走港口，走空间。
问题是，他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一点。
他想了个办法。让林荣在启德机场附近租了一个小型仓库，名义上是“华兴航空货运中转站“。以后所有出口的货，都从这个仓库“走空运“发货。实际上，货是陈守业夜里从空间里取出来，放到仓库里，第二天用卡车拉到机场货运站，走正常的航空货运流程出香港。
这样做虽然要付一笔航空运费，但比海运稳定，速度也快。而且账面上完全合规，有仓库、有运单、有海关记录，不怕查。
“陈先生，走空运成本高了不少。“周阿娇算了算账，“运费比海运贵三倍。“
“贵就贵，稳当最重要。客户要的是按时交货，不是省运费。“
“那利润呢。“
“集成电路的利润率百分之七十，多出来的运费吃不掉多少。晶体管收音机那边利润薄一些，但量大的客户可以走海运，小客户走空运。“
周阿娇点了点头，去调整账目了。
这个安排让格勒行那边安了心。卡尔·迈尔跟德国总部汇报说华兴已经改走空运，交货不受港口影响，总部那边撤回了转单的计划。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
九月，警务处政治部的人来了。
不是查“幽灵行动“的事，那个调查组已经瓦解了，假情报让政治部忙了半年去追“红盾“组织，一无所获。这次来的是另一个部门，叫“特别分支“，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1967年香港暴乱期间，特别分支的权力极大，可以随意搜查任何可疑的场所。
两个人穿着便衣，亮了证件，要求查看华兴的工厂和仓库。
“陈先生，例行检查，请配合。“领头的那个说，普通话带粤语口音。
“请进。“陈守业没有拦。
两个人在工厂里转了一圈，看了生产线，看了仓库，看了工人的宿舍。仓库里的原材料和成品摆得整整齐齐，账目清楚，没有任何异常。
“你们的产品出口到哪里。“领头的人问。
“东南亚和欧洲，主要是集成电路和收音机。“
“原材料从哪里来。“
“日本和欧洲进口，通过正规渠道。“
“有没有接触过左派工会的人。“
“没有，我的工人都是干活拿钱的，不参与政治。“
两个人又问了一些问题，记了笔录，走了。
陈守业送他们到电梯口，回来以后关上门，想了想。
特别分支的例行检查，这次是正常的，1967年暴乱期间所有工厂都会被查到。但他不放心。如果政治部那边有人翻旧账，把“幽灵行动“的残余线索跟这次的检查联系起来，就可能重新盯上华兴。
他得做一件事：让华兴在港府眼里变成一个“安全“的企业。
怎么做？捐款。给港府的慈善机构捐款，给受暴乱影响的市民捐款，给警察家属基金会捐款。钱不多，但态度要明确：华兴是爱香港的，是守法的，是站在港府这边的。
“周阿娇，你帮我办三件事。第一，以华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港府华民政务司署捐款十万港元，用于救助暴乱中受伤的平民。第二，向警察家属福利基金捐款五万港元。第三，向圣约翰救伤队捐款两万港元。“
“十七万，陈先生？“
“就这个数。不多不少，多了显眼，少了没效果。“
“好，我去办。“
捐款的事见报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南华早报》和《华侨日报》都登了华兴的捐款消息，港府华民政务司还发了一封感谢信。警察那边也领了情，以后特别分支来检查的频率明显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