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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远方来信(第1/2页)
安德森坐下，服务员来了，他说要一杯黑啤。
“你说有私事。“布拉德利端起杯子，“什么私事。“
安德森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推到布拉德利那一侧。“你翻一翻。“
布拉德利翻了翻，没说话。翻了大概三分钟，他把笔记本合上，推回来，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这是什么路子来的？“
“我自己查的。“
“你自己查的。“布拉德利把杯子放下，“用的谁的权限。“
“太平洋货运档案，我自己的范围。澳洲那条是跟着美澳贸易协定的附件顺手翻到的。霍夫曼的梗概是他主动给的，我没有越权。“
布拉德利没说话，用手指转了转杯子。“这个人，你怎么判断不是苏联人干的。“
“苏联在1959年自己也在闹粮食问题，没有余力往堪萨斯跑。“安德森把手放在桌上，“而且苏联人的做法不是这个路子，他们动粮食的逻辑是期货市场，不是跑到仓库里把粮食抹掉。“
“那是谁。“
“华兴贸易，陈守业，从中国香港出去的。1954年在中国香港建公司，1956年被政治审查送回大陆，此后在北京工作，是一个轧钢厂下属电器厂的技术员。“安德森停了一下，“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这个名字。“布拉德利说，“我们在1956年审查过华兴贸易，认定是普通商业公司，没有情报价值。你说他现在在北京一个小电器厂做技术员。“
“对。从外销数字来看，这个厂的出口额这两年翻了三倍，是轻工部前十五。这个产能对一个1960年才建的电器厂来说，是不正常的。“
布拉德利把手放在桌上，五根手指展开，然后收拢，又展开。“你想干什么。“
“我需要一个小组，四个人，不在正式编制里，经费从备用渠道走，不留正式档案。我需要在新加坡设一个观察点，目标是永和电器行，这家公司是陈守业的东南亚代理商。“
布拉德利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有一辆卡车开过，引擎声在玻璃上振了一下，然后散了。
“四个人。“
“够了。“
“经费。“
“一年不超过八万美元。“
布拉德利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留了一个服务员找得开的整数，多出来的是小费，比账单多了两成。他把外套扣上，说：“我没来过这里。“
安德森没动。“谢了。“
布拉德利走了。窗外，他的身影在街灯下走远了，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安德森把笔记本收回口袋，喝完了那杯黑啤，在咖啡渣里看了一会儿什么，然后起身，拉上外套，推开门走了出去。
街上是冬天，风是冷的，DC的冬天没有堪萨斯那么干，有点湿，吸进去嗓子里能感觉到潮气。他一直走到停车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没有开引擎。
两周后，布拉德利给他发了一个内部文件号，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暗室。
四个人的名单，安德森自己拟的。
安德森在元旦之前把人发到了新加坡。
四个人，分两批入境，身份都是商业签证，一个是电子元件进出口，一个是纺织品代理，两个用的是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公司，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他们在加冷河边上租了一间仓库，前院对外是电子元件仓储，后院是安全屋，有无线电，有几台旧相机，还有一个简单的暗房。
安德森没有随他们去新加坡，他在华盛顿等报告。
第一份报告到的时候是1961年1月中旬，是周报，薄薄的一份，四页纸，说永和电器行运作正常，黄志伦每天上午九点开仓，下午五点半关门，每周有两次进货车，一次是风扇配件，一次是电热杯。和广交会入关记录完全对得上。
第二份报告到的时候是两周后，里面有一个新的内容：永和电器行在最近一次入货里，有三箱货的重量和清单上的数字对不上，清单写的是电热杯，单件约五百克，但磅重单显示每件约六百克，三箱共七十二件，多出来约七公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84章远方来信(第2/2页)
安德森把这一段画了个圈。
电热杯重量偏差，可能是包装材料的差异，但也可能是货里面有其他东西。六百克的电热杯，如果里面藏了什么，那个东西的重量大概是一百克。一百克，放在电热杯里，最方便的是什么，是文件，也可能是样品。
安德森给新加坡那边发了指令，说下一次进货，在港口那里申请海关复核，要求开箱。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陈守业那边听到风声，货会在申请之前换掉。
他设了两手准备。
一是港口海关复核，二是直接接触黄志伦。
接触黄志伦的方案是安德森在第二份报告里批注的：找一个理由单独接触黄志伦，不是官方接触，是商业接触，以一个新的电子元件供货商的身份，提出想见黄志伦背后的大陆生产商本人。这个提法不会引起黄志伦的警觉，做贸易的人，如果供货方要求对接，一般不会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有更好的价格。
他们接触了黄志伦，时间是三月初的一个下午，在永和电器行的办公室里。
接触的结果，黄志伦同意“帮忙传达见面意愿“，会写信给大陆的供货方。但接触进行到第三天，黄志伦的态度突然变了，见面要求被拒绝了，理由说的是“大陆方面最近订单太多，不方便接待“。
这不是黄志伽自己的决定。安德森收到报告，在上面批了三个字：换方案。
新方案是这样的。他们把黄志伦控制起来，用黄志伦的名义，直接给陈守业发一封电报，说有一个香港来的电子元件商愿意出大价钱，要求本人来新加坡面谈。这封电报用的是黄志伦仓库里的发报机，拍出去的码跟黄志伦平时的码没有差别。
黄志伦被按在椅子上的时候，嘴里塞了布，两手绑在椅背后面，眼睛睁得很大，看着那个打电报的人。打电报的人是小组里的一个叫罗斯的年轻人，二十五六岁，从技术学校出来的，打码打得很快，哒哒哒的，几十秒就打完了，站起来把发报机盖上。
然后他们等。
等陈守业的回电。
等了七天，没有回电。
但第八天，一封信到了。不是回电，是一封普通的信，从香港寄来的，寄件人是一个香港的进出口公司，名字陌生，陈守业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信封上的任何位置。信里用英文写了几句话：供货方有兴趣合作，但要求先提供香港方面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两年的贸易记录，且对方代表需要提前提供护照信息，供安全核查之用。
安德森看完这封信，把信放在桌上，在上面盖了一个手掌。
这不是黄志伦能写出来的措辞。这是陈守业在说：我不会直接上门，我要先看清楚你是谁。
陈守业是在车间外头的院子里知道黄志伦的事的。
那天下午他在院子里接刘大壮转来的话，刘大壮说他表弟那边问粮的两个人据说又出现了，这次不是在村子里，是在县城的粮站门口，没有进去，就在门口转了一圈，然后走了。陈守业听完，没说什么，说了句“知道了“，转回车间去了。
他对这两个人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大概是安德森在做外围的调查。他知道外头有人在查他，但他不确定对方已经查到了哪里、确认了多少。从陆为民说的那个外交渠道来看，这个人手上有他在中国香港的旧档案，以及通过安徽的线索知道他在1959年做了粮食的事。这两块加在一起，已经是不小的体量了。
但查和知道是两回事。
查到了，不代表能证明。而且如果对方选择把这些拿去正式汇报，那他的上级不会批，因为这说出来没有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