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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1）(第1/2页)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二章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
第四回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清朝的气数，也在一天天衰败下去。
到了民国，天下又是一番大乱。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重阳镇虽然偏安一隅，却也难免受到波及。郑家的生意不好做了，贾家的杂货铺也关了门，甄家的茶馆倒还撑着，可客人也越来越少。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
那天，重阳镇的人正在街上各忙各的。郑家绸缎庄的伙计在卸货，贾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在门口纳鞋底，甄家茶馆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喝茶的老人。大榕树下，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
忽然，天上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像是千万只马蜂同时振翅。
人们抬头望去，只见天边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黑点迅速变大，是飞机！机翼上涂着刺眼的红日标志——是日本人的飞机！
飞机从重阳镇上空呼啸而过，巨大的轰鸣声震得窗户哗哗作响。街上的人四散奔逃，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飞机掠过之后，忽然又折了回来。这一回，机腹下掉出了几个黑乎乎的东西。
炸弹。
第一枚炸弹落在了街口的接官亭旁边。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光冲天，碎石四溅。那座矗立了几百年的七杀碑，在爆炸的气浪中轰然倒塌，碎成了七八块。碑上的七个“杀”字，四分五裂，散落在瓦砾之中。
第二枚炸弹落在了大榕树下。粗壮的树干被炸开一个大洞，树冠上的枝叶像下雨一样簌簌往下掉。那棵陪伴了重阳镇几百年的大榕树，摇晃了两下，发出一声沉闷的**，缓缓倾斜。
第三枚炸弹落在了驿道上，炸出一个大坑。
爆炸过后，重阳镇陷入一片死寂。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有人从废墟里爬出来，茫然四顾。
七杀碑碎了。大榕树倒了。接官亭塌了一半。只有那座贞节牌坊，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在硝烟中静静矗立着。
老人们跪在废墟前，老泪纵横。郑家老爷子颤巍巍地捡起一块七杀碑的碎片，上面残留着半个“杀”字。他把碎片贴在胸口，哭得像个小孩子。
“碑碎了……镇子的根，断了……”
这一炸，把重阳镇的魂炸没了。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场灾难之后，镇上最穷的甄家，竟然时来运转了。
原来，甄家有个儿子叫甄贤，早年间因为家贫，跑出去闯荡，辗转参加了抗日队伍。这小子从小就有一股子倔劲儿，在部队里敢打敢拼，不怕死。几年下来，仗打了不少，功劳也立了不少，一步步升到了营长。
日本飞机轰炸重阳镇的消息传到甄贤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山西前线跟鬼子拼命。他听完消息，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给老家寄回了一笔钱——白亮亮的银元，足足有一百块。
这对甄家来说，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横财。甄家老爹捧着银元，手都在发抖。他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
更让甄家扬眉吐气的是，甄贤不光寄回了钱，还派人护送回了一房太太。那太太年纪轻轻，娇滴滴的，怀了身孕，说话带着外地口音，走路都要人扶着。她便是后来镇上人人皆知的甄贤婆婆。
甄贤婆婆到了重阳镇之后，被安排住在甄家老宅里。说是老宅，其实就是几间破木屋。可她也不嫌弃，安安静静住了下来，每天除了养胎，就是坐在贞节牌坊下面做针线活。
镇上的女人开始还对她有些好奇，后来发现这位甄太太虽然娇气，却没什么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慢慢地，也就接纳了她。
几个月后，甄贤婆婆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甄贤在前线收到信，高兴得连喝了三碗酒，给儿子取名月生——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月亮正好升起来。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了。举国欢庆的那一天，重阳镇也放起了鞭炮。大榕树的残桩上冒出了新芽，七杀碑的碎片被人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糯米浆粘合在一起，重新立在了街口。虽然碑身上布满了裂纹，可那七个“杀”字，依然清晰可辨。
甄贤晋升为团长，带着一房姨太太，风风光光地回来休假。那一天，重阳镇比过年还热闹。甄贤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勋章，骑着高头大马，从驿道上缓缓行来。街道两边挤满了人，都来看甄家这个出息的儿子。
甄贤下马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走到七杀碑前，站了很久。
他看着那块布满裂纹的碑，看着那七个“杀”字，忽然对身边的风水先生说：“我要在这儿立一块碑。”
风水先生一愣：“甄团长，这地方已经有碑了。”
甄贤摇摇头：“这块碑是古人立的。我要立的，是今人的碑。”
他找来的风水先生在重阳镇四周踏勘了几天几夜，最后选定了大榕树下、接官亭前的位置。甄贤让人运来一块上好的青石，比当年的七杀碑还要高大，矗在那儿像一扇城门。
碑立起来了。
可碑上没字。
甄贤本来是要在碑上刻字的，纪念抗战的丰功伟绩。可字还没刻，部队的紧急命令就到了——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命令他立刻归队，率部阻击。
甄贤连夜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甄贤婆婆说：“等我回来，再把碑上的字刻上。”
甄贤婆婆抱着月生，站在街口送他。月生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冲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
甄贤的马蹄声消失在夜色中，跟当年张献忠的马蹄声一样，渐行渐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块抗战纪念碑，就这么光秃秃地立在街口。碑上没有字，却比有字的碑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人说，甄贤本来打算在碑上刻“民族脊梁”四个字；有人说，他是想刻一首诗；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想好刻什么，所以才一直空着。
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甄贤一去不返，连个口信都没捎回来。
解放后，有人劝甄贤婆婆，把那块无字碑推倒算了，留着也是块没用的石头。甄贤婆婆摇摇头，说：“他立的碑，谁也不能动。碑上没字，那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等他回来了，自然会刻上去。”
这一等，就是一年又一年。
甄贤婆婆每天傍晚，都会牵着月生的手，走到街口的贞节牌坊下，站在那块无字碑前，痴痴地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那块无字的石碑上，像是碑上忽然有了字。
月生问：“娘，咱们等谁？”
甄贤婆婆说：“等你爹。”
“爹什么时候回来？”
甄贤婆婆不说话了，只是伸手摸了摸那块冰凉的石碑。石碑上没有字，可她的手摸在上面，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能看见的信。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大榕树的新枝已经长成了大树，七杀碑上的裂纹被风雨磨得光滑了，贞节牌坊上的彩绘也褪了色。甄贤婆婆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又从花白变成了全白。
她依然每天傍晚去街口站着。重阳镇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幕。黄昏时分，夕阳如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半大小子，站在无字碑前，望着驿道尽头。
像是在等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郑家因为田多地广，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公。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不知扔到了哪里。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太深了，人丁依然兴旺，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是重阳镇的主要居民。
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不算敌人，也不算自己人，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开，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大不了再从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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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家被划成了中农。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没人敢动，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口。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可每次提出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话说这重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大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挺拔，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七杀碑还立在街口。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七个“杀”字，虽说被风雨磨去了几分锋芒，可远远望去，依然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总要问一句：“这碑上写的是啥？”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七个杀字。”游客再问：“啥意思？”镇上人就摇摇头，说：“谁知道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就对了。”
无字碑也还立着。两块碑并排站在街口，一块刻满了字，一块一个字没有，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把什么话都挂在嘴上，一个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
郑家的庄园早就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说来也巧，那庄园的大门正好对着街口的七杀碑，历任镇长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那七个“杀”字底下走过。有人私下里说，这镇长不好当，哪个上任的时候不是雄心勃勃？可干着干着，不是被调走了，就是犯了错误，没有一个能干满两届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七杀碑的煞气太重，当官的压不住。
这话传到现任镇长贾为精的耳朵里，他只是微微一笑，夹着香烟的手轻轻一摆：“封建迷信。什么煞气不煞气的，我贾为精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
贾为精是何许人也？他便是贾家在重阳镇的嫡系传人，贾算盘的曾孙子。遗传这东西真是奇妙，贾算盘精于算计的本事，隔了几代人，一滴不漏地传到了贾为精身上。只不过，贾算盘的算盘珠子拨的是生意经，贾为精的算盘珠子拨的是仕途路。
贾镇长今年四十出头，生得白白胖胖，一张圆脸上总是挂着三分笑意，见人先带笑，说话慢条斯理，活像一尊弥勒佛。他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包红塔山香烟。那中山装虽然旧了，却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透着一股基层干部特有的朴素与体面。
他有一个习惯，跟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胖脑袋瓜，好像那里面装着一个反应迟钝的算盘，得拍一拍才能拨动珠子似的。可千万别被这副模样给骗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贾镇长那个脑袋瓜，根本不需要拍，里面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快。
贾为精的老婆——也就是我大舅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对大舅百依百顺，从不过问他在外面的事。镇上的人都说，贾镇长好福气，娶了个贤惠媳妇。也有人说，那是贾为精故意的，找个没文化的老婆，省得她碍手碍脚。
大舅妈对我这个外甥倒是真心实意地好。每次我去外婆家，她总要变着法子给我弄好吃的。糖油果子、糍粑、米花糖，什么好吃做什么。所以我从小就坚定地认为，大舅妈是天底下最好的舅妈，谁要是说她半个不字，我能跟他急。
外婆就更不用说了。我是她唯一的外孙，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大舅虽然在外面是个镇长，回到家里，在外婆面前，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乖得很。这一层关系，我打小就摸得门儿清。所以，大舅敢欺负别人，绝对不敢欺负我——谁让我有靠山呢？
话说这一日，秋高气爽，阳光透过镇政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叶，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贾镇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的目光越过窗棂，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在等人。
等什么人？等一个烫着卷发、白胖高挑、名叫虚玉华的女人。
虚玉华是贾镇长的秘书，今年三十出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皮肤白，白得像刚出锅的馒头；身材丰满，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走起路来腰肢一扭一扭的，能把人的眼珠子勾出来。最要命的是她那一头卷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像是刚从理发店的画报上走下来的。在重阳镇这种小地方，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鸡群里的一只孔雀。
镇上的人背地里都叫她“狐狸精”。这外号也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反正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人说她是贾镇长的“小蜜”，有人说她是上面某位领导安插在重阳镇的“眼线”，还有人说她跟县里好几个领导都“关系匪浅”。说法五花八门，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可谁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我那时候才多大？六七岁的光景，啥也不懂的年纪。可我这人打小就有一桩本事——看人准。第一次见到虚玉华，她弯下腰来要抱我，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打喷嚏。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躲到了外婆身后。
虚玉华倒也不恼，笑眯眯地说：“哟，这小家伙怕生呢。金娃子，我是你虚阿姨，来，让阿姨抱抱。”
我死死攥着外婆的衣角，坚决不从。
大舅在旁边打圆场：“这孩子，认生。小虚你别介意。”
虚玉华咯咯笑起来，笑声像银铃似的，好听倒是好听，可我总觉得那笑声里头藏着什么东西，像糖衣里面包着的药丸子，甜是甜，可咽下去指不定会苦成什么样。
从那以后，我对虚玉华就没个好脸色。她越是对我热情，我就越是躲着她。大舅为这事没少说我：“金娃子，人家虚阿姨是不是借了你的米还你的糠？你小子自己撒泡尿照照你那小脸……一点也不给大舅面子……”
我梗着脖子回嘴：“我就不喜欢她！她身上的味道熏死人了！”
大舅拿我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叹口气。
后来有一回，大舅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关公，忽然凑到我耳边，神秘兮兮地问：“金娃子，你看，虚阿姨漂亮还是你大舅妈漂亮？”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当然是大舅妈漂亮啊！虚阿姨没法和大舅妈比……大舅妈对我很好的！”
大舅脸上的笑容僵了一僵，干咳两声，又说：“虚阿姨对你不也很好吗？每次都抱你呢，我都没那样待遇……”
我撇撇嘴，一句话怼了回去：“大舅不害羞，你那么大了还要人家抱抱啊？我才不稀罕她抱抱呢……她身上的香水味道好难闻的……她长期霸占我大舅的时间。大舅都不陪我玩……”
大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端起酒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把那一脸的尴尬冲进了肚子里。
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说这一天，贾镇长在办公室里等虚玉华，等的却不是风花雪月的事。他在等一份材料。
镇政府最近在搞一个项目——重阳镇中学的扩建工程。说是扩建，其实就是把原来的几间破教室推倒重建，再盖一栋两层楼的教学楼。项目不大，可油水不小。建筑材料、人工费用、设计图纸，哪一样不是钱？哪一样不能做文章？
贾镇长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年，对这些门道早就驾轻就熟。他深知一个道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然，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能说。表面上，他贾为精是重阳镇的好镇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办实事。
虚玉华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阵香风。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卷发上别了一只蝴蝶结发卡，嘴唇上抹了淡淡的口红，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
“镇长，材料准备好了。”她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很自然地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