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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明月没有主动联系蒋含烟。
她让自己忙起来。早上七点到厂，晚上十点才走，中间开了两次生产调度会，见了一拨客户，审了三份合同，还抽空去车间转了两圈。她把时间填得满满当当，忙到没有空隙去想那件事。
可到了第三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失眠了。
她翻来覆去地想那七十万。不是拿不出，是不甘心。她想起建厂头两年，她和曹玉娟、康月娇三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冬天骑着摩托车到周文明的公司拿货，羽绒服被西北风刮得透透的，手冻得裂了口子，一碰十字绣就疼得龇牙。有一年春节前赶订单，工人走了大半，放假前几乎每天加班都到十二点，那些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汗水和泪水。她想到志生把身上所有的钱，加上向公司预支的半年工资，也就十来万块钱，一分不留的拿来支持自己创业。
现在倒好，哥哥的一次放纵，七十万就要打水漂。
更让她堵心的是，她知道这七十万也许不是终点。蒋含烟拿了钱，真的能彻底消失吗？孩子没了，她会不会反悔？会不会过两年又来要？这种事儿她见过，也听过——拿了钱又回来的例子太多了，不是人坏，是钱花完了，手头紧了，想起来还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不去想了。
第四天上午，蒋含烟主动打了电话。
“萧总，我想好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比上次平静了许多，像是心里已经有了定数，“您上次说七十万，我不同意。”
明月握着手机的手微微紧了一下，但语气没变：“那你想多少？”
“八十万。”
明月沉默了几秒钟。
“八十万？”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你上次要一百万，我给你还到七十万，你现在加价到八十万？蒋含烟，你这是谈生意还是坐地起价？”
“萧总，我不是加价。”蒋含烟的声音不急不躁，像是早就打好了腹稿，“我回去想了一晚上，又去县医院做了个B超。医生说孩子已经十一周了，做引产有一定的风险，术后要住院观察，还要调理至少三个月。这些费用我自己算了一下，加上营养费、误工费、后续的治疗费，少说也要五六万。您上次说的七十万，刨掉这些，到手也就六十来万。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租房子、做小生意、养身体，六十万能撑多久？”
明月没有说话。
“而且，”蒋含烟顿了顿，“您让我打掉孩子，这事儿对我身体的伤害是一辈子的。医生说子宫壁薄的人引产，以后怀孕的几率会更低。也就是说，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萧总，您觉得八十万能买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机会吗？”蒋含烟死死的抓住这个让明月同情的理由。
明月靠在办公椅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敲着。
她不得不承认，蒋含烟的每一句话都踩在理上。虽然她初见时喜欢这个姑娘，现在看透了，甚至有些厌恶她的精明和算计，但站在蒋含烟的角度，这八十万确实不是漫天要价。
“八十万，”明月终于开口了，声音放低了一些，“我给不了。”
“为什么？”蒋含烟问。
“因为我给的不是我自己的钱，是我借给我哥的。”明月说，“他一年挣不到八万块，八十万他要还十年。你要这么多，他后半辈子就全搭进去了。他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你不能让他连饭都吃不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您说多少？”
“七十万，一分不能多。”明月的声音很硬，“这是我能借给他的上限。再多，我也不借了，随你们闹去，对我公司也不会有太的影响，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虽然在公司打工，但这是个人的事，公司也管不了！”
蒋含烟没有马上回答。明月能听见她的呼吸声，一深一浅的，像是在克制什么。
“萧总，我能问您一句吗？”蒋含烟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之前那种谈判的冷静，而是一种更柔软、更试探的语气，“您是觉得我不值八十万，还是觉得您哥不值八十万？”
明月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出乎她的意料。她以为蒋含烟会继续谈条件、讲道理、甚至哭诉，但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一个近乎心理层面的话。
“我……”明月张了张嘴，发现这个问题她竟然一时答不上来。
“萧总，您不用回答。”蒋含烟轻轻地说，“我自己知道答案。在您眼里，我就是个想靠肚子上位的女人，不值那么多钱。在您眼里，我也不值你哥豁出去一个家。说到底，我就是一个被人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发现不值那个价的东西。”
她的声音没有委屈，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凉飕飕的平静。
明月握着手机，忽然觉得嗓子有些发紧。
她想起蒋含烟说过的话——“我从小没有爸爸，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子，从小在别人的白眼和怜悯中长大，她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把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学会了在任何人面前都不露怯，学会了用冷漠和精明来保护自己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可这些东西堆在一起，也填不满她心里那个洞。
“八十万，”明月闭上眼睛，把这三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终于吐出来，“我可以试着凑。但我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不能商量。”
“您说。”
“分两次给。先给二十万，你去医院做完引产，出院之后，我把剩下的六十万打给你。”
蒋含烟的呼吸停了一瞬。
“不行。”她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萧总，您这是不信任我。万一我做完手术，您不给剩下的六十万怎么办？我一个外地人，举目无亲，您不给我，我上哪儿说理去？”
“那我先给你六十万，你不去做手术怎么办？”明月的声音也硬了起来，“你拿着钱跑了，我哥的孩子还在你肚子里，到时候你腰杆更硬，要的就不是八十万了，搞不好又是一百万，两百万。我不是不信任你，是这个事儿风险太大，我不能把主动权全交到你手里。”
“萧总，我说到做到。我蒋含烟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答应了的事，我不会反悔。”
“含烟，我说到也做到。但商场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说到做不到的人。空口无凭，我不能拿六十万去赌你的信誉。”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这场对话像两条铁轨，平行着往前延伸，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交汇的点。
“那这样，”蒋含烟先开了口，声音放软了一些，但依然带着一股不肯退让的劲儿，“您先给六十万，我拿了钱，当着您的面去医院，住院、检查、手术，一直到出院，您全程可以在场。做完手术，我把病历、出院小结、所有的单据都给您。这样您总放心了吧？”
明月想了想，摇头：“你就算做了手术，也不能保证你以后不来闹。病历可以造假，手术可以做假。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能冒这个险。”
“那您说怎么办？”
明月沉默了很久。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工人。午休时间，一群女工端着饭盒从食堂走出来，说说笑笑的，有个年轻的姑娘笑弯了腰，旁边的同伴拍着她的背。她们那么年轻，那么鲜活，好像生活里最大的烦恼不过是今天食堂的红烧肉太肥了、明天要交的报表还没写完。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头顶二楼的这间办公室里，有人在用八十万买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命。
明月忽然觉得很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翻涌的、对自己深深的厌恶。
她这辈子做过很多艰难的决定。开除过跟了自己八年的老员工，拒绝过求了无数次的供应商，跟最好的朋友翻过脸。可没有哪一次，让她觉得自己这么脏。
“六十万，”明月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我先给你六十万。”
蒋含烟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明月会突然让步。
“你拿着钱，去做手术。”明月继续说，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合同条款，“手术之后，你把所有病历和单据给我，我再给你十万。剩下的十万，分两年给，每个月打五千，打到你的卡上。两年之内，如果你没有任何纠缠、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最后那十万我会按时付清。但如果你在这两年里，不管是来找我哥、来找公司、还是用任何方式联系萧家的人，剩下的十万你一分都拿不到，而且我会追究你敲诈勒索的法律责任。”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为什么是六十万先给？”蒋含烟的声音有些发紧。
“因为我想信你一次。”明月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连她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疲惫，“而且我说了，六十万你拿了，主动权在你手里。你要是真想跑，我也拦不住。但我赌你不会跑。因为你跑了，这六十万就是你的上限了；你不跑，做完手术，你还能再拿二十万。你是个聪明人，这笔账你自己会算。”
蒋含烟没有说话。
明月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萧总，”蒋含烟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哑，“您就不怕我拿了六十万，不做手术，再去跟您哥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