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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府城外的枪声从腊月二十一响到腊月二十五，响得城里的狗都不叫了——狗已经习惯了，知道叫也没用，缩在屋檐下把脑袋埋进爪子里，偶尔被流弹打碎的瓦片惊醒，才懒洋洋地抬一下眼皮。
沈砚之趴在城西三里外的土坡上，披着一件从北洋军尸体上扒下来的灰呢大衣，大衣左肩有个弹孔，弹孔边上的血迹已经黑透了，结了一层薄冰。他手里握着一副从蔡锷那里借来的德制望远镜，镜片上蒙了水雾，擦掉又蒙上，擦掉又蒙上，像是老天爷故意不让他看清叙府的城防。
“还看呢？”程振邦从土坡下面爬上来，嘴里叼着一根枯草棍，膝盖上的绑腿散了半边，也懒得系，“看了一早上了，能看出花来？”
“能。”沈砚之把望远镜递给他，“你看城楼东边第三个垛口。”
程振邦接过去眯着眼看了半天，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垛口后面蹲了个人，钢盔露了小半个顶——这有什么好看的？”
“他半个时辰没动过了。”
“死了？”
“死了早该被拖下去换人。活着又不动，只能是睡着了。”沈砚之把望远镜拿回来，手指在镜筒上敲了敲，敲掉一层薄冰，“零下五度能在城墙上睡着，说明城里的北洋军已经熬到极限了。五天五夜，换了三个团长，城防营伤亡过半——蔡将军的判断是对的，再给一天，叙府必破。”
程振邦没接话。他趴在土坡上，把嘴里的草棍嚼烂了，绿色的汁液从嘴角渗出来，他呸了一口，把渣子吐在冻土上。
“破了叙府又能怎样？”他说，声音忽然闷了下去，“袁世凯死了，又冒出个段祺瑞。段祺瑞倒了，还有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咱们在川南这一片山沟沟里打生打死，死了那么多弟兄，换来的还是军阀换防。上个月唐继尧给蔡将军发电报，措辞客气得很，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西南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饷银弹药自己想法子。”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了？”
“从叙府城外第三道铁丝网前面。”程振邦翻了个身，仰面躺在土坡上，看着铅灰色的天空，“老刘死的时候。他是跟我从山海关一路打过来的，辛亥年打山海关没死，二次革命打南京没死，护国军打泸州没死，结果死在叙府城外一道铁丝网前面，肠子挂在上头，人还往前爬了三丈远。我把他翻过来的时候，他还有一口气，问我——‘程大哥，咱们到底在打谁？’”
天空压得很低，云层厚墩墩地堆在山脊上，像是随时要落下来把整个川南埋掉。远处叙府城墙上又响了一排枪，子弹从土坡上方飞过去，在冻土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小坑。
沈砚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纸烟，抽出两根，一根扔给程振邦，一根叼在自己嘴里。火柴划了三下才着，火苗在风中晃了晃，他用手掌拢住，先给程振邦点上，再给自己点上。
“你当时怎么答的？”
“我能怎么答？”程振邦吐出一口烟，烟雾被风吹散，糊在他脸上，“我说——打的是该打的人。他笑了一下，就咽气了。那个笑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信了我说的，是懒得跟我争。”
两个人都沉默了。坡下的战壕里有士兵在烤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口破铁锅，架在石头上烧雪水，水里泡着几块硬邦邦的干粮。有人在哼小调，是直隶那边的口音，唱的是一首讲长城的民歌。歌声在战壕里转了一圈就被风吹散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
“今天几号？”沈砚之忽然问。
“腊月二十五。”程振邦算了算，“再有五天就是除夕。”
沈砚之把烟头在冻土上碾灭，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上的土。他今年刚过而立，但眼角的纹路已经比同龄人深了不止一重。在山海关起事的时候他才二十出头，一脸少年意气，骑在马上回头冲弟兄们喊“打下山海关，咱们就是北方光复第一枪”。那时候他以为打完清廷就完事了，以为共和就是共和，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老百姓的。十年了，枪声从来没停过，只是开枪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靶子还是同一群人。
“叙府拿下之后，你想干什么？”程振邦也站起来。
“拿下之后？”沈砚之望向叙府城墙，城墙在暮色里黑魆魆的，像一道巨大而沉默的伤疤，“拿下之后派人给蔡将军送信，请他拨一个营的兵力接管城防。咱们休整三天，然后往东南方向推进，争取在除夕之前拿下古宋。”
“我问的不是这个。”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
“我问的是，”程振邦把烟头弹进雪地里，烟头嗤的一声灭了，“叙府城破之后，城里那些北洋兵，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沈砚之知道程振邦问的是什么。泸州战役的时候，护国军俘虏了北洋军一个整编营，蔡锷下令全部遣散，每人发两块银元做路费，愿意留下的编入护国军，不愿意的自行返乡。命令是下了，但执行的时候出了岔子——押送俘虏的滇军连长有个弟弟死在北洋军手里，半路上把俘虏队里三个军官挑出来毙了，对外说是“企图逃跑”。蔡锷知道后大发雷霆，要军法处置，但滇军内部的压力太大，最后只给了个记过处分。
这件事在护国军里传得很开，底层士兵拍手叫好，中层军官装聋作哑，高层将领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捅破。只有沈砚之这种从外省来的“客军”如鲠在喉——他们不是蔡锷的嫡系，没有滇军的人脉，靠着战场上的血汗在西南立足，如果军纪出了问题，第一个被推出来顶罪的就是他们。
“按军法办。”沈砚之说。
“按军法办？俘虏里要是有山海关的老北洋呢？”
“山海关的北洋军，辛亥年跟咱们打过。民国二年也打过。护国军起事的时候又打过。十年的时间，死了多少人？那些活下来的，有些还在当兵吃粮，有些早就回乡种地了。你怎么分？”
程振邦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分不了。”沈砚之替他答了，“所以只能按军法办。缴械的俘虏不杀，不虐待，不搜身，愿意留下的编入补充营，不愿留下的发路费走人。这是蔡将军定的规矩，也是护国军的脸面。”
“脸面。”程振邦苦笑了一声，“老刘死的时候，脸都没了，半张脸被铁丝网刮烂了。我给他收尸的时候拿布裹了又裹，还是能闻到血腥味。他跟我要脸面了吗？”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把灰呢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往山坡下面走。走了两步又停住，侧过头，声音被风切成碎片，但程振邦还是听清了。
“老刘的抚恤金，从我私账上再补二十块。让马夫老孙带回他老家，交给他娘。”
程振邦看着他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战壕的拐角处。他把嘴里的草棍渣子吐干净，把散了的绑腿重新系好，系得很慢，像是在系一根永远系不紧的绳。
腊月二十六，叙府城破。
蔡锷亲自指挥的最后一轮炮击持续了一个时辰，叙府城南门的城墙被轰开了一道三丈宽的豁口。沈砚之带领突击队从豁口冲进去，在北洋军还没来得及组织有效抵抗之前就拿下了南门。巷战打了一个上午，北洋军守将刘存厚在城北的临时指挥所里开枪自尽，副将举白旗投降。
城破的那一刻，沈砚之正站在叙府县衙门口的石狮子旁边，面前跪了四十几个放下武器的北洋兵。他们的军服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脸上全是硝烟和冻疮，嘴唇干裂出血，眼睛空洞地看着地面。
程振邦站在他身后，手里握着枪，枪口朝下。
“传令下去。”沈砚之说，“俘虏全部集中到县衙大院，按名册清点人数。有伤的送军医处，没伤的每人发一碗热粥。不准搜身，不准打骂，违令者军法从事。”
传令兵跑出去的时候在县衙门槛上绊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渐渐远了。
程振邦把枪插回腰间，走到俘虏前面蹲下来，看着最近一个士兵的脸。那张脸很年轻，十七八岁，嘴角还有一圈没长硬的绒毛，冻得发青的嘴唇不住地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哪里人？”程振邦问。
“保……保定。”少年兵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
“家里还有什么人？”
“娘。还有个妹妹。”
“当兵多久了？”
“半年。”
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少年兵手里。少年兵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一瞬间的诧异，然后又低下头，把干粮攥得紧紧的，指关节都攥白了。
“吃吧。”程振邦站起来，“吃完了去那边排队，有人登记名字。想留下的留下，不想留下的领路费回家。你家在保定，从叙府到保定要走两个月。路上不太平，跟同乡结伴走，别一个人走。”
他转身走开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哭了。不是少年兵，是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满脸络腮胡子，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声音从指缝里挤出来，像是受伤的野兽在雪地里刨坑。
程振邦没有回头。
叙府县衙被沈砚之临时征用为指挥部。蔡锷的副官下午就到了，带着一纸命令和一封蔡锷的亲笔信。信很短，字迹潦草，看得出是在行军途中写的，有些笔画被雨水洇开了，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在纸上。
“砚之兄台鉴：叙府克复，功在社稷。袁逆已毙，国家将定。兄率部死战之功，锷铭记于心。然北洋残军仍据川南数县，古宋、兴文、珙县未下。望兄乘胜东进，肃清残敌，以竟全功。另，刘存厚虽自尽，然其部下有可用之人，宜善加安抚，勿使流散为匪。军饷三万元已派员押送，不日即至。保重。锷顿首。”
沈砚之把信反复看了三遍，然后放在蜡烛上烧了。程振邦靠在门框上看他烧信，没有说话。他们都知道这封信的弦外之音——“肃清残敌”是正事，“军饷三万元”是甜头，“宜善加安抚”是警告。蔡锷怕他们在叙府像泸州那样杀俘泄愤，坏了护国军在西南的名声。
“蔡将军多虑了。”沈砚之看着信纸在火焰里卷成一团黑色的灰烬，“他以为我是那种人。”
“你不是，但有人是。”程振邦说，“刚才在俘虏营，滇军的一个副营长过来转了一圈，看见那几个北洋军官，眼神不对。我让人把他支走了。”
“哪个副营长？”
“姓段的。”
沈砚之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记得这个姓段的——泸州战役时就是这个段副营长，押送俘虏的半路上出了事。虽然事后没有证据直接指向他，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把俘虏里的军官单独关押。”沈砚之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地图，手指在叙府的位置上点了一下，然后慢慢往东南方向移动，“不要让滇军的人接触他们。明天一早，把俘虏营移交给蔡将军的副官，让他带回叙府后方。我们继续往东推进。”
“明天是大年二十七。”
“我知道。”
“除夕之前能拿下古宋？”
“拿不下就除夕之后拿。古宋是小城，守军不超过两个营，三天之内应该能解决。”沈砚之抬起头，眼眶里都是血丝，但目光还是稳的，“振邦，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什么。老刘的死，你放不下。我也放不下。但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活。我们要打的路还有很长，要是每一仗都带着怨气打，早晚会出大乱子。”
“我知道。”程振邦从门框上撑起来，把帽子扣在头上，“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大道理。道理我都懂。就是夜里闭上眼睛，总能看见老刘趴在铁丝网上，肠子挂在那里，风吹过来的时候还在晃。”
他走出门去，把门带上，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叙府的夜空难得放了晴，稀疏的星子在头顶亮着，像是被冻在深蓝色的冰面上。远处有士兵在唱家乡的小调，唱的是一首陕北民歌，调子苍凉高亢，在叙府古老的城墙之间来回撞击，撞碎了又拼起来，拼起来又撞碎。
沈砚之一个人在屋里坐着，把蔡锷的来信残灰拢在一张废纸上，倒进砚台旁边的竹筒里。然后他摊开纸，给蔡锷写回信。写到一半，笔停了下来。窗外的歌声停了，有人在大声喊口令，是夜间换岗的哨兵在交接。口令喊完之后又是一片寂静，寂静到他能听见自己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
他继续写。写到末尾，他加了一句。
“锷公钧鉴：俘虏三百二十一人，已全部遣散或收编。无一人伤亡。”
写完这一句，他搁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不是实话。他只知道，天亮之后部队就要开拔，往叙府东南方向的古宋去。那里的城墙比叙府矮，守军比叙府少，也许用不了三天就能拿下来。拿下古宋，川南的大局就定了。然后呢？程振邦问他的话，他自己也在问自己。然后呢？袁世凯死了，段祺瑞上台。段祺瑞倒了，还有下一个。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枪声，从辛亥年响到现在，他打了十年的仗，除了一身伤疤和一堆战友的牌位，手里还握着什么？
他睁开眼睛，把回信封好，盖上私章，交给门口的传令兵。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木门。叙府的夜风灌进来，冷得刺骨，但天已经晴了。月光洒在县衙院子里的青砖地面上，泛着一层淡青色的光，像是霜，又像是黎明前的那一层薄薄的天光。
程振邦靠在外面的廊柱上，还没走。他看见沈砚之出来，把手里那根新的枯草棍从嘴角拿下来。
“写完了？”
“写完了。”
“接下来干什么？”
“去古宋。”
“古宋之后呢？”
沈砚之走下台阶，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头顶的月亮。月亮很亮，也很冷，像一个悬在天上的冰盘子。他想起辛亥年山海关的那个雪夜，他站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上，身后是刚刚举起义旗的三千乡勇，身前是关外茫茫的雪原。那时候他也这样抬头看月亮，心里想的是光复河山，天下大同。
十年过去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河山还在，天下却离大同越来越远。
“古宋之后，”他说，“继续往前走。”
程振邦从廊柱上撑起来，把帽子正了正，走到他身边站定。
“行。”他说，“那就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