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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2日，北京居仁堂。
袁世凯在文武百官的朝贺声中，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洪宪”。
同一时刻，云南昆明讲武堂内，
沈砚之捏碎了手中的陶杯，任由鲜血顺着手掌滴入酒碗。
“诸位，”他举起酒碗，声音嘶哑，“今日之后，
这天下，再无北洋，只有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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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昆明，难得地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雪花落在讲武堂操场的青砖地上，还没来得及铺白，就化作了湿漉漉的水渍。但这湿冷，却似乎渗不进堂内数百名军官的骨髓。此时，整个讲武堂礼堂里弥漫着的，是一种比昆明的冬天更彻骨的寒意。
沈砚之站在礼堂侧门的阴影里，背靠着冰凉的砖墙，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爆竹声。那不是庆祝的爆竹，是城里有钱人家在放。消息是中午到的，蔡锷将军亲自证实：北京，居仁堂，袁世凯接受了“推戴”，定于今日正式登基，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袁项城……终究是走到了这一步。”身旁，罗佩金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着，动作沉稳，但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上缠着一圈新鲜的布条，布条缝隙里，隐隐透出暗红色。半个时辰前，他正在隔壁房间擦拭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勃朗宁手枪，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手上的劲道没控制好，枪身在木桌上重重磕了一下，虎口震裂，血流如注。他只是随手扯了块布条缠上，好像感觉不到疼。
疼的是心里。
他想起宣统三年的山海关，想起那些跟着他死在城墙下的乡勇，想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每个人都以为共和万年，以为从此再无帝制。他想起在北京陆军部任职的那些日夜，袁世凯那张看似憨厚的脸上，藏着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权欲。他也曾想过，或许袁大总统只是想集权，并非真心想当皇帝。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那个他曾经寄予厚望、以为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强人，亲手把共和的招牌砸了个粉碎。
“砚之，”罗佩金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而沉重，“松坡公（蔡锷字松坡）马上就要出来了。今日之后，云南就是首义之地，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死关头。你……想好了吗？”
沈砚之抬起头，目光越过罗佩金，看向礼堂内密密麻麻的人群。那是云南全省的军官，从师长到连长，此刻都屏息凝神，等待着那个决定他们命运，也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出现。空气粘稠得像是凝固了，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他想好了吗？
他想起流亡日本时，在东京的小酒馆里，孙中山先生握着他的手说：“北洋军阀，不过是前清的遗蜕，不彻底铲除，中国永无宁日。”他想起回到西南后，看着这片贫瘠的土地，看着被苛捐杂税压得直不起腰的百姓，他曾想过，或许偏安一隅，保境安民也是一种选择。
可现在，袁皇帝的一道诏书，把这条路也堵死了。
“想好了。”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金石之声，“袁氏背叛民国，即为天下公敌。云南虽贫，却不能无节。我沈砚之这颗头颅，早就该在战场上掉了，能挂在‘护国’这两字旗下，值了。”
话音未落，礼堂正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蔡锷在李烈钧、唐继尧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走入礼堂。他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半旧的灰色长衫，面容清癯，颧骨高耸，看起来更像个教书先生。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将军，体内有着怎样惊人的能量。他患病的消息早已传遍云南，可此刻，他走得极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心跳上。
全场肃立。
蔡锷走到讲台中央，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面孔。他的眼神很淡，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怒发冲冠，却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安静下来的力量。
“各位同仁。”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久病后的虚弱，却异常清晰，“今日召大家前来，不为别事，只为一件事——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神州陆沉，就在旦夕。”
礼堂里死寂一片，只有窗外零星的爆竹声，像是在嘲笑这庄严的时刻。
“我蔡锷，”他顿了顿，咳嗽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隐隐透出血丝，但他毫不在意，继续说道，“深受国恩，亦受袁氏知遇之恩。然，君臣之义，私也；共和之义，公也。私恩不能废公理，旧谊不能害国法。”
他抬起头，目光如电，直射向台下：
“今日，蔡锷在此立誓，愿率滇中健儿，抛头颅，洒热血，为民请命，铲除帝制！有附逆者，人人得而诛之！有畏缩者，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话音落下，他率先单膝跪地，右手抚胸，向着南方——那个名义上仍是民国首都的北京，行了一个沉重的军礼。
“护国讨袁，虽死无悔！”
轰的一声，整个礼堂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数百名军官齐刷刷地单膝跪地，刀鞘撞击，声震屋瓦。
“护国讨袁，虽死无悔！”
沈砚之跪在人群中，膝盖砸在坚硬的地板上，却感觉不到疼。他看着台上的蔡锷，看着那个瘦弱的身躯挺立如山，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将军。不是靠权谋，不是靠兵力，而是靠这一身铮铮铁骨，靠这一腔为了国家不惜一切的赤诚。
会议进行得极快。蔡锷宣布成立“护国军”，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直捣中原。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唐继尧留守云南，负责后勤补给。
当蔡锷念到“沈砚之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司令，即刻整军备战，待命出征”时，沈砚之猛地站了起来。
任命出乎意料。他本以为自己会担任参谋或副职，毕竟他率领的那支部队，在二次革命后早已打散，如今算是重新组建，人数不多，装备也差。
他大步走上台，向蔡锷敬礼。
蔡锷看着他，那双总是含着悲悯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他亲自解下自己腰间的一把短剑，递给沈砚之。
“砚之，这把剑，跟着我多年了。从广西到云南，从云南到北京。如今，把它交给你。第六支队是新军，多是流亡回来的革命同志和西南子弟，我把他们交给你，放心。”
沈砚之双手接过短剑。剑鞘冰凉，剑柄上刻着两个篆字：松坡。
“总司令放心！”沈砚之的声音有些哽咽，“只要沈砚之还活着，第六支队的旗就不倒！不把袁皇帝的龙椅掀翻，我誓不回滇！”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傍晚。
蔡锷在办公室单独召见了沈砚之。房间里没有旁人，炭盆烧得正旺，驱散了昆明的湿冷。
“坐。”蔡锷指了指椅子，自己却站着，走到窗前，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雪，“砚之，这次出征，凶多吉少。北洋军的装备、训练，都在我们之上。四川地势险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要打的，是一场必死之战。”
沈砚之没有坐下，他站在蔡锷身后，同样看着窗外。
“总司令，我明白。我们不是在打仗，是在拼命。用我们的命，去换全国人民的醒悟。”
“是啊。”蔡锷轻叹一声，“项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以为当了皇帝，就能江山永固。殊不知，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人心。他逼得我们不得不反，也逼得天下人都得反他。”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沈砚之：“我给你的第六支队，是预备队，也是种子。我不求你每战必胜，但求你在绝境中，能为护国军留下一点火星。万一……万一我军战败，你要带着这点火星，活下去，再图后举。”
沈砚之心中一震。他听懂了蔡锷的意思。这是最坏的准备，也是最重的嘱托。
“属下明白。”
离开都督府时，天已经全黑了。昆明的街道上，家家户户都挂着灯笼，却透着一种诡异的气氛。路边的酒馆里，有人在划拳喝酒，庆祝新皇登基；也有人在低声议论，神色惶惶。
沈砚之没有回驻地，他信步走到了昆明城外的滇池边。
寒风凛冽，吹动着他的衣摆。远处的西山睡美人，在夜色中沉默不语。他解下腰间的酒囊，狠狠灌了一大口烈酒。酒液辛辣，烧得喉咙生疼，却压不住心头的那股郁气。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山海关的城楼上，他也是这样喝着酒，对着北方的星空发誓，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中国。
如今，誓言犹在耳边，他却又要为了同一个目标，再一次踏上死地。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短剑。松坡。这两个字，重如千钧。
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司令。”是他的副官，一个年轻的云南小伙子，名叫何亮。何亮手里捧着一个包裹，神情有些激动，“刚才城里几家商号的老板凑了点钱，买了些药品和干粮，说是给咱们第六支队的。他们说……说谢谢司令当年在山海关，没让辫子军打过来。”
沈砚之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山海关的事，还有人记得。
他接过包裹，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盘尼西林、纱布，还有几双厚厚的布袜，以及几封写给前线将士的信。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素的祝福和叮嘱。
那一刻，沈砚之的眼眶红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虚无缥缈的主义而战。可现在他明白了，他是在为这些普普通通的百姓而战。为了让写信的人能安心过年，为了让织布袜的大娘不用再跪拜皇帝，为了让何亮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不用再像他这样，一次次地流离失所。
他深吸一口气，将酒囊里的酒全部倒在地上，祭奠那些逝去的英灵，也祭奠那个即将死去的旧时代。
“何亮。”他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
“到！”
“传令下去，第六支队，明日寅时，全军集合。我们要出发了。”
“是！司令，我们去哪儿？”
沈砚之拔出那把“松坡”剑，剑锋在月光下闪过一道寒光，直指北方。
“去四川，去北京，去把那个皇帝的梦，给他捅个稀巴烂！”
风雪更大了，却吹不熄他心中的那团火。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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