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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米铺里的学徒(第1/2页)
巴达维亚的雨季，雨水像一把永远也拧不干的抹布，整日整夜地往下滴水。
张振勋在码头扛了四个月的包，身上新伤叠旧伤，肩膀上的茧厚得针都扎不透。可他扛包也比别人扛得快、扛得多。他干活从不偷懒，也不跟人争抢，该他干的活他干完，不该他干的活他看见了也顺手搭一把。码头上的人慢慢都知道了他——那个话不多、干活利索的客家后生。
这天傍晚收了工，张振勋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啃馒头。天色暗下来了，码头的煤油灯一盏一盏地点亮，在海风中摇摇晃晃的，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歪歪扭扭的。
没多久，馒头就啃完了，正要离开，又看到石阶边有堆打乱了的麻绳。张振勋想着容易绊脚，就走过去把绳堆搬到一边。刚挪开了些，脚下就踢到了个什么东西。
他低头一看，是一只用黑漆涂过的木盒子，大约两个巴掌并起来那么大，棱角上镶着黄铜包边，上头还有一把精巧的小铜锁。盒子被雨水泡得湿漉漉的，锁孔里结了一层绿锈，但盒子本身的木料很好，入手沉甸甸的，不像是寻常人家用的东西。
很快，旁边几个同扛包的就围了过来。一个黑瘦的闽南后生凑近了看，眼睛亮了：“哟，这盒子看着不赖。里头肯定有值钱东西！砸开看看？“
“砸开分钱！“另一个起哄。
张振勋把盒子翻来覆去看了看，锁扣得很紧，轻轻摇了一下，里面传出些轻微的碰撞声，听不出是什么。他把盒子揣进怀里，拍了拍：“丢盒子的人会回来找的。“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等着就是了。“张振勋继续把绳堆挪到一边，然后来拍了拍腿上的灰，“人家的东西，不能动。“
那些人不罢休，围着他你一句我一句地撺掇，有人甚至从路边捡了块石头递过来。
张振勋把石头接过来，掂了掂，然后轻轻放在地上，转身走了。身后传来一阵嘘声，他没回头。
他把盒子带回住处——一间挤着十几个苦力的大通铺，月租两个铜板。他把盒子藏在枕头底下，每天出门前摸一下还在不在，回来再摸一下。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翻过他的铺位，他回来一看枕头被动过了，就知道，可盒子还在——锁没开，盒子也没被砸。
那些人大概也掂量过了，这盒子上的黄铜包边和做工精细的锁，一看就不是普通货色，敢用这种东西的人，怕是不好惹，砸了说不定惹祸上身。
就这么过了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里，张振勋在码头上来来回回地留心看，看有没有人像是在找东西。他问过码头的管事，问过附近摆摊的小贩，问过每天来收垃圾的老伯。所有人都摇头。
第六十多天的时候，码头上来了个穿灰绸长衫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有点发福，戴着一副铜框眼镜，手里拿根竹杖，在码头管事处问了又问，象是在寻找什么。
张振勋扛着一袋糖从旁边经过，看了那人一眼，脚步顿住了。他放下麻袋走过去，问：“先生，你是不是在找一个黑漆盒子？“
那人猛地抬起头来，看着张振勋，随后，张振勋带回住处拿出盒子。那人眼睛落在盒子上，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他接过盒子，手指在盒面上轻轻摩挲着，把锁翻过来看了看——锁还是原样，没被撬过。他打开锁，掀开盒盖，里面是一对银镯子，上头刻着精细的花鸟纹，镯子内侧还刻了一行小字。
那人看见镯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他转头看着张振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张振勋满身灰土，赤着脚，肩上还留着麻袋压出的红印子——然后拱了拱手：“后生，这盒子你捡了多久了？“
“两个月多了。“
“里头的东西你没动？“
“锁都没开过。“
中年人又看了他一会儿，目光在那双赤脚上停了一瞬。他的眼神有些复杂——先是惊讶，再是感叹，末了化成一点笑意，从眼角溢出来。
“你叫什么？哪里人？“
“张振勋。广东大埔的。“
“大埔。“中年人点了点头，“好地方。我祖上也是嘉应州的，算半个同乡。“他把盒子收好，从袖子里摸出两块银元递过来，“拿着，这是谢礼。“
张振勋摇了摇头：“物归原主是应该的，不用谢礼。“
中年人递银元的手顿在半空中。他看了张振勋好一会儿，忽地把银元收了回去，笑了笑，说了句让张振勋意想不到的话：
“那就不给钱了。你明天到我家店里来一趟。我姓温，在华人区开米店的，你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晌午，张振勋照着地址找到了那家米店。
店在华人区最热闹的一条街上，门面不算大，但招牌做得气派——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头写着“温记粮行“四个大字，笔力遒劲。店门口摆着几只半人高的米缸，里头堆着白花花的大米、黄澄澄的豆子、还有一袋一袋的糯米、面粉。店里头飘着一股粮食特有的清香，干燥、温热，像太阳晒过的谷场。
温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见张振勋来了，朝他招了招手。
“进来。“他把算盘推到一边，让张振勋在柜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我店里缺个伙计。管吃管住，月钱两块。你来不来？“
张振勋愣了一下。他在码头上扛包一个月挣不到一块半，累死累活的，还风吹日晒。月钱两块，还管吃管住——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先生，“他说，“我……我就个扛包的，店里的活怕做不好。“
温老板扶了扶眼镜，看了他一眼：“扛包的活你都干得好，店里的事不比扛包难。再说——“他顿了顿，“捡了别人的东西能守两个月不打开，这份心性，别说扛包，干什么都差不了。“
张振勋从凳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温老板鞠了一躬：“谢谢先生。“
第二天他就搬进了温记粮行。住处是店里后面的一间小厢房，虽然窄，但干净，有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一扇朝东的窗。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正好从窗口照进来，铺在竹床上暖洋洋的。
张振勋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搁，又摸了摸怀里的铜钱，然后把那枚雍正通宝放在枕头底下。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睡觉前先把铜钱摸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早上醒了再收进怀里。像一种仪式，提醒自己从哪里来。
温老板姓温名良恭，福建诏安人，祖上几代在南洋经商，到他这一辈，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除了巴达维亚这家米店，在泗水还有一间分号，另外有几条船做沿海运输。他看上去不像个商人，倒像个体面的教书先生——戴铜框眼镜，穿灰绸长衫，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没有高声过。
但他做起生意来，手底下又快又准，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账目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不差。张振勋跟着他，头一个月光是认米就学了二十多种——暹罗米、安南米、爪哇米、糯米、占城米、红米、黑米——每一种的产地、成色、市价、存放方法都不一样。
张振勋白天在店里忙活，晚上回到小厢房里，点起油灯，把白天学的东西记下来。他没有纸，就捡店里的旧包货纸，裁成巴掌大的小片，用炭条在上面写。写的歪歪扭扭，可他记得住。
他学东西快得很。温老板教一遍的账目，他第二遍就能自己算；教一遍的进货流程，他第三遍就能独立操办。温老板有时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抬头看见张振勋正在麻利地给客人称米、收钱、找零，嘴里还夹着半生不熟的马来话跟客人打招呼，嘴角便不自觉地往上弯一弯。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米店仓库的保管员跑来找温老板，说仓底有一批从暹罗进的大米长了霉点。那是两个月前进的货，当时验过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霉了。温老板去看了看，皱了皱眉——那批米少说有两百担，要是全坏了，损失不小。
张振勋也跟去了。他蹲下来抓了一把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看了看仓库的墙角，站起来说：“掌柜的，是墙角那边渗水了。这季雨水大，墙根返潮，米又堆得密，闷着就发了霉。只要把发霉的挑出来晒一晒，剩下的还能用。“
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进了仓库，把那两百担米一袋一袋地搬出来，把霉变的分开，好的摊在院子里晾。干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两百担米救回来了一百八十多担。霉变的那二十担，他单独收好。
又问清楚了是墙根渗水的问题，第二天就找了瓦匠来修墙。
温老板第二天清早起来，推开后门看见院子里铺了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在晾晒，又看见张振勋靠在墙根底下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筛完的米。
温老板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把张振勋叫醒了。
“往后你别干伙计的活了。你到账房里来。我教你记账。“
账房在店堂后面，一张八仙桌、一把椅子、两面墙的货架。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账簿，从温老板祖父那辈开始，近百年的账目都在这里。
温老板教他的第一件事是看账本。那些账簿全是手写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温老板翻开一本，指着上面的条目给他看：哪天进的什么货、多少担、单价几何、从谁手里进的、船运还是陆运、沿途的关税是多少——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记账。“温老板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手指点着纸面，“账目不清，就像人走路没有眼睛。你赚了赔了，心里没数，早晚要栽跟头。“
张振勋把这句话记在心上。他跟着温老板学记账，学算盘，学票据往来，学分寸厘毫之间怎么腾挪。温老板教得仔细，他学得更仔细。每晚回到小厢房，他还要把白天的功课重新誊一遍，用炭条在包货纸上写写算算，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他还在学话。米店的客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说闽南话的、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马来话的、有说荷兰话的。张振勋逮着机会就跟人搭话，一两句也好，三五个词也行。他把陈伯在船上教的那些底子捡起来，又添了许多新的。
有一天，他在街口的旧书摊上翻到了一本书。书很旧了，封面都快掉了，里头是荷兰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表，每一页左边是荷语词，右边是汉字注音和释义。书名叫《荷华词典》，出版年份已经看不清了，书页泛着均匀的茶色，边角被翻得毛了边。
摊主要了五个铜板。张振勋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摸出四个铜板来。他跟摊主商量了半天，最后把那件靛蓝褂子脱下来押给了摊主，说明天拿了钱来赎。
那天夜里，他坐在油灯底下，把词典从头翻到尾。有些词他在陈伯那里听过，像“Selamatpagi“、“Terimakasih“；有些词他完全陌生。他把那些生词一个一个地抄在包货纸上，拿炭条在旁边注上客家话的谐音。抄着抄着，天就亮了。
就这样，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夜色里，像一棵移栽到热带土壤里的树，把根须悄悄地、拼命地往深处扎。
他的世界里渐渐出现了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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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向上的——账目、票据、信贷、仓储、税收、海贸。他学会了怎么看汇率的涨落，怎么在淡水河里用木船把米从码头运到店门口能省一半力，怎么跟荷兰人的税务官打交道，怎么在账面上把损耗控制到最低。温老板越来越放心地把事情交给他做，有时候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着张振勋里里外外地张罗，眼神里的赞许一天比一天浓。
另一条是向下的——或者说是沉的，沉的让他心里发紧。米店的隔壁是一家鸦片烟馆。那烟馆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里头永远烟雾腾腾的，透着一股焦甜腻的气味。
张振勋每天进出米店都要从那门前经过，有时候帘子掀开一角，他能看见里头的情形——一些华人同胞躺在竹榻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神涣散，嘴角挂着涎水，手里攥着烟枪，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行尸走肉。
有一天傍晚，他看见一个年轻人从烟馆里出来，那人看着不过二十来岁，可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软得像面条，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了街面上。张振勋上去扶他，那年轻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凹在眼眶里，浑浊得没有一丝光。他认出这张脸了，两个月前还是一条精壮汉子，在码头扛包的，跟他一起等过工。
“你……“张振勋张了张嘴。
那年轻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像被什么烫到了一样，挣开他的手，连滚带爬地消失在暮色里。
张振勋站在烟馆门口，看着那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攥紧了拳头。温老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离那地方远点。“温老板的声音不大，但很沉，“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
张振勋转过身来，看着温老板。老掌柜在暮色里站得笔直，铜框眼镜片上反射着最后一缕天光，冷冷的，像两块薄冰。
“我知道。“张振勋说。
他把那晚记下来的烟馆门口的见闻，连同那些躺在竹榻上的面孔，一起收进了心里一个僻静的角落。那个角落很深，很深，像一口井。
井底有火。
温老板的大女儿叫温惠兰，二女儿叫温惠莲。
张振勋在店里干到第二年的时候，跟温家两姐妹熟了。温惠兰比张振勋大三岁，性子沉稳，帮着管账房里的杂务；温惠莲比他小一岁，活泼爱笑，常在后院里种些花花草草。姐妹俩的母亲早逝，温老板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家里没有男丁，店里的挑子迟早要交出去。
张振勋来了之后，温老板渐渐地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吃饭的时候让他上桌，出门谈生意的时候带着他，过年过节给他做新衣裳。张振勋心里清楚，这恩情，他这辈子都欠着。
同治二年，1863年的秋天，温老板把两个女儿叫到了堂屋里，又让人把张振勋也叫了进来。温老板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茶盏，喝了半盏茶，才开了口。
“阿勋，你来店里三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张振勋说。
温老板点了点头：“三年多，你把店里的活都学会了，账目你管得比我还清楚。我老了，两个女儿也没个兄弟帮衬。“他把茶盏放下，看着张振勋，目光沉沉，“我想把秀兰和秀莲都许配给你。“
张振勋愣住了。他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头微微蜷了一下。
“掌柜的，我……“他喉头动了动，“我家里有结发妻子。“
堂屋里安静了片刻。温惠兰坐在父亲旁边的杌子上，低头捻着衣角；温惠莲站在门边，两只手绞在背后，眼睛看着地面。温老板看着张振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就打听过了。大埔的，家里有妻子，你出来四年了，没给家里写过信，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
张振勋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确实没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他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不知道陈珏还在不在等他，不知道爹娘身子可好。他怕一写信，就知道些什么他承受不住的消息。
“南洋这边，男人有多个家室的不少见。“温老板继续说，语气平平的，“我也不逼你休了那个。秀兰秀莲她们也知道你的情况。你若是愿意，我把她们俩都许给你，往后这店就是你的了。“
张振勋站在那里，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嗡嗡地响。他看着温惠兰——她低着头，耳根红了一片。又看了看温惠莲——她已经抬起眼来，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他想起大埔。想起车轮坪村的土楼。想起灶间里飘出的炊烟。想起陈珏在榕树底下说的那三个字：“我等你。“
四年了。他张振勋在南洋漂了四年，从赤脚的码头苦力到米店的账房先生，身上穿的从破褂子变成了粗布长衫，兜里从空无一文到存下了十几块银元。他变了很多，可有些东西没变。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雍正通宝的方孔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像一块小小的玉环。
“掌柜的，“他说，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稳，“我答应。“
温老板看了他很久，忽地笑了一下，端起茶盏来抿了一口，像是卸下了什么沉重的担子。“那好。婚礼下个月办。秀兰秀莲的嫁妆，我早就备好了。“
婚礼办得很体面。温老板请了华人区里十来桌客人，酒席从店里摆到了街上。张振勋换了一身簇新的绸缎长衫，胸前别了一朵大红绸花，他站在店门口迎客的时候，看见街上的人朝他投来羡慕的目光——一个四年前还在码头扛包的穷后生，如今要娶温家粮行的两位小姐了。
洞房花烛，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两位新娘——秀兰安静地坐在左边，秀莲在右边偷偷地掀了盖头一角朝外张望，被他发现了又赶紧盖回去。烛光摇摇曳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叠在一起。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车轮坪村那间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坐在床沿上，揭开了陈珏的红盖头。那时候油灯底下，陈珏的脸红红的，她说“你坐吧，我又不是不认得你“。
张振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睁开了眼睛。
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想起陈珏时露出那样的神情。从那以后，他把那份念想收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像一枚铜钱，贴身藏着，谁也不知道。
婚后的第三年，温老板的身体开始不行了。
先是一场疟疾，拖了两个月才压下去。接着是咳嗽，干咳，整夜整夜地咳，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温惠兰给他请遍了巴达维亚的大夫，药吃了一包又一包，不见好转。到了1867年的春天，温老板已经下不了床了。
那一夜，张振勋守在床前。油灯将尽未尽的时候，温老板忽然睁开了眼，看着张振勋，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张振勋的手腕。
“阿勋。“他的声音像一片薄薄的枯叶，风一吹就要碎。
“掌柜的，我在。“
“店……交给你了。秀兰秀莲，也交给你了。“温老板喘了一口气，浑浊的眼睛里忽然聚起一丝亮光，“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盒子……给弄丢了。“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像晨雾里的最后一抹月色，淡淡的，很快就散了。
天亮的时候，温老板走了。
张振勋跪在床前，握着那只渐渐冷下去的手，没有哭。他跪了很久，久到膝盖都麻了，才站起来，替温老板把被子掖好，又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
阳光落在温老板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张振勋站在窗前，看着那张已经不再呼吸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像一棵树——根扎在南洋，枝叶却替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后生遮了四年的风雨，然后在他长结实了之后，平静地倒下了。
张振勋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巴达维亚正在醒来，街上有小贩在吆喝，有马车辚辚地驶过，有鸡鸣、狗吠、人声，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阳光越来越亮了，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温热着，贴着他的胸口。
“掌柜的，“他低声说，“你放心。你的店，我替你守好了。“
温记粮行的账目在三天后盘点完毕。存货、铺面、两条运输船、泗水的分号——全部加起来，折合银元将近三万块。在当时的巴达维亚，这是一笔不小的产业。
张振勋站在账房里的八仙桌前，面前摊着那些账簿。从温老板的祖父、到温老板、再到他张振勋，这三万块钱的根扎了三代人，如今全落在了他的名下。他把账本一页一页地合上，整整齐齐地码回货架上去，然后走到店堂里，把那块“温记粮行“的招牌取下来，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又重新挂了上去。
招牌下面，他让人加了一块小小的匾，上头刻了两个字——
“承志“。
继承的承，志向的志。
张振勋站在自家店铺门口，双手背在身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巴达维亚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在青石板路面上，蒸起一层若有若无的热气。远处的港口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跟这座城市打着什么只有它们才懂的暗号。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店里。
账房里的八仙桌上，那本《荷华词典》还摊开着，翻到了中间某一页，上面有几个词被他用炭条画了圈。他在桌前坐下来，拿起那本词典，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窗外头，秀兰和秀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两个人的笑声隔着墙传进来，清脆得像砸在石板上的水珠。
张振勋翻了一页词典，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把新词抄在包货纸上，又翻了一页。
巴达维亚的午后，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
可张振勋知道，在这平静的水面底下，有些事情正在悄悄改变。温老板留给他的不只是三万块钱——那是火种。是让他张振勋从南码头扛包的苦力，变成一个可以坐在账房里做生意的人的转折点。
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前，朝东面望去。那是大海的方向，也是中国的方向。隔着几千里的波涛，隔着无数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岛屿和海峡，在海洋的那一头，是潮州府大埔县车轮坪村，是那间土坯房，是村口那棵老榕树。
他忽然想起一桩事，不，是心里的一个槛，必须跨过的槛。
他曾不知多少次，在街口的书信摊前站了多久，最终还是走开了。他不知道怎么写那封信。他怕信到了大埔的时候，收信的人已经不在了。
可那是迟早要面对的事。张振勋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坐下，又拿起了笔。这一次，他没有翻词典，而是扯了一张干净的纸，蘸了墨，在纸面上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行字——
“父亲母亲大人膝下：不孝子振勋叩首再拜。自咸丰八年别家，忽忽十载矣……“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犁地。
窗外头，巴达维亚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把屋顶、街道、远处的海面都染成了一片暖暖的橘红。
温记粮行的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