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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罗浮区工作的时间不到三年。但是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我始终在埋头苦干着，从不计较得失；领导们对我都很器重，也很欣赏我的才能。我恢复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为罗浮农技站副站长了，职称评定为助理农艺师。当我被调任县农业局工作时，罗浮区委、区公所的领导都十分婉惜。在罗浮工作期间，有意义的事很多，诸如推广新技术、巩固制种基地、推广甘兰油菜等等，这些都是职能范围内的工作，若要细说，颇费笔墨，容后再说。而有几件小事却颇有意思，不可不记。
（一）千石醉酒。
时令已交酷暑盛夏，早稻开始抽穗扬花。区委副书记傅荣兴同志相约我和老董一起去黄田、罗溪看看早稻后期管理情况。
我们三人骑自行车下乡，早晨太阳未上山就结伴上路了。黄田乡乡长陪同下村、下田头，我们走、看、问、听，有时在田头召开座谈会，讨论除虫防病和防止断水过早几件事。到了上午十点左右，骄阳似火，在田间已经呆不下去了。我们辞别黄田，渡过楠溪江到罗溪乡视察。在罗溪乡简陋的会议室里，听取乡干部们汇报并且共同讨论了当前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对策。十二点正乡党委书记叶万青宣布吃中饭。
乡政府食堂里，炊事员和乡“工办”的同志颇费一番心思，大热天地不知从哪儿弄来许多新鲜的瓜、豆、茄、菜和鸡、鸭、鱼、肉。花样多，味道好，而且荤素搭配十分爽口。乡政府里的几位领导还有工办里的工作人员共八个人凑成一桌。酒具是喝茶用的玻璃茶杯，我们上席时，每人面前都有一杯斟得满满的白酒，足有半斤。我知道老董与叶万青是酒友，很会喝酒，其他人底细一概不知。不过看这阵势，谁都明白这些人都会喝酒，酒量都不小。我与老傅对视了一下，彼此意识到这顿饭有点难对付。我们拿起筷子，一边信口开河说家常，一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先填饱肚子再说，只字不提喝酒的事。可是哪能逃得过机灵鬼的眼睛，副书记厉奇宝用他的筷子压住我的筷子“别来这一套，不喝酒谁也别想吃！”
这一招很有号召力，一下子哄了起来，老傅的筷子也被夺下了。
“诸位，众所周知，我一向‘以粮为纲’，不会喝酒。”我站起来严正声明。
老董看了看我，笑笑，然后说：“老刘不会酒我知道，允许少喝点。”
“那好，我是第一次见面，特别照顾！”工办主任拿来一只碗，从我的杯子里倒去三分之一。
“这两天上火了，牙齿痛、喉咙痛，医生吩咐暂时一滴酒都不能喝！”老傅态度严肃，说得一本正经。不过有点说过了头。
厉奇宝站了起来：“不要装模作样，谁不知道你会七两八两的！”
叶万青出面圆埸：“老傅书记与老刘杯中包干，我们大家喝了这一杯再说”。就此，大家举杯动作起来。
这一顿中饭吃到下午二时才散席。尽管他们都海量，却也都到了酩酊边缘；唯有我与老傅自噤得免。下午五时才离开罗溪乡，老董说至少喝了七八两，有点晕乎乎的。
我们悠哉游哉，慢车而行。一边议论中午狂饮和老傅装腔作势的逃酒本事，一边讨论明天召开一次早稻后期田间管理电话会议的事。夕阳枕山，晚风轻袭，降下了腾腾烈炎；然而暑气犹在，汗渍难耐，令人烦躁不安。多么想立即去痛痛快快淋个浴，洗去一天疲劳。然而当路过千石村村口时，巧遇千石村村长叶克云。他是老董的好朋友，他说要请教两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务必到家去坐坐。盛情难却，只好随从登门。克云家的房子在千石村后面的山脚下，环境清幽；三间二层楼房，一家四口人居住十分宽敞。他把我们安顿坐下，泡茶之后并没有“请教”什么问题，竟自出去大半天才回来。女主人忙这忙那准备酒菜请我们吃晚饭，令人无法推却。我们也只好安下心来，索性先洗个囫囵澡凉快一下。
今晚是长夜月，七点正月上东山，一轮如盘。克云回来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会计一起来，还捎带许多东西，大约都是下酒菜。我们在半醉半醒中拉开今天第二埸酒戏的序幕。在座七人，酒杯虽小埸面却不比中午逊色，尽管再三推辞，还是推不了一个“喝”字，只得“舍命陪君子”。他们几个陪酒的轮流发酒令，“发兴各举杯”、“好事凑成双”、“三杯通大道”、“敬你没商量”、“友谊天地长”、“共饮庆团圆”。劝酒必喝，不怕你不醉。我从第三杯开始不得不作“技术处理”——笑喷满地酒、手帕传酒情……。
老傅说“口渴得要命！”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口杯凉开水，一只手拿着不放松。不多久，他酒杯里的白酒竟变成了白开水。大家说喝！他端起来一饮而尽，人人都说他爽快，够意思！我也觉得老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当大家发现他的秘密时，已近残席，而且他的酒杯里又是白酒。谁也要他不得。
时针指向晚九点，酒席上风卷残云。月近中天，辉光如昼，我们推车出村，各有醉意。老董十足的鼻音，支离破碎地说：“我…我糊…糊涂了，老傅在…前，老刘在…在…在后，我在中间，赶…赶赶…快回家！”老傅是很清醒的，一上车就勇往直前；老董几次上不了车，自行车在月光下写着“s”。快到千石码头要转弯了，他还是照直往江边直冲。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向前拉住他的车后座，我们两人同时摔倒，两辆车的前轮都已出岸，差一点就要往江里冲了。大潮衔堤，急流滚滚，真是太危险了！于是我们三人只好踉跄推车回家。老董大吐特吐，一天起不了床，房间里一片狼藉。我一直睡到中午起来还有酒味，口渴难噤，喝了很多茶，吃了中饭再睡。关于召开电话会议的事只能后延了。
无酒不待客，可是为何非要把客人灌醉呢？大约世人皆以此为好客之道！
会水者溺！会酒者醉！
（二）第一个经济实体的出台与消亡
农技站里的科技人员长年累月奔波在田头地角，无偿为农民传授技术、为农业站岗放哨。有人风趣地编了顺口溜：“远看象要饭的，近看象烧炭的，仔细看，是农技站的。”农技干部在太阳底下工作，确实辛苦。经济来源单靠财政拨款，除了微薄的工资收入，没有什么生活福利。大家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增加一点合法的额外收入，改善改善生活就好了。这是一种愿望，能不能实现就事在人为了。
当前农业上最大的难题是除虫防病。农民不懂用药，成本高、费时多、效果差；而且造成大量农药残留，有害人类健康。按照我的设想，农技站组建一个“植保公司”，给农民提供有偿服务。人员从各村选拔，经过严格培训，成为专职植保员；宗旨是保本微利，服务农民；经营方式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做，既可提高科技效益，降低农业成本，又可检验农技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假如我们这个公司办好了，可以鼓励各乡镇农科站也创办公司，形成社会效益。我的这个想法全站赞成，区委也认可。书面报批的时候，不知是何原因，农业局不予支持、不给资金；而工商部门却予以批复，同意建立公司挂牌经营。
“永嘉县劳武植保公司”经工商局批准登记挂牌了。大家推选我当公司经理，其实是把这无米之炊的担子往我肩上推。这是永嘉县第一个属于农技站的经济实体，也是温州第一、浙江第一。后来上海市奉贤县曾经派了四十人来参观考察。
创办之初，工作是艰辛的。农业局不给钱，农技站没有钱，可谓白手起家。我们向区“工办”借来八百元钱，我自己垫付四百元钱，购买了三台“东方红18”迷雾喷雾机。温州市农业局无偿借给两台机器，还派专业人员前来培训使用机务技术。经过区委出面打招呼，瓯北供销社同意赊销农药。
最难的是如何说服农民签订承包合同。我们选定瓯北龙桥、塘头两个大队（村）作为实施基地，翻开他们的帐本，对各生产队过去三年的农药开支进行统计归纳、加权平均，算出每亩每年的农药费开支为19元。我们经过计算愿意让利给农民，按每亩12元的标准签订承包合同，但是农民信不过，不愿承包。经过多次耐心的说服工作，才勉强签订了几百亩早稻承包合同，而且都不愿先交承包费。我们要用实际效果来说服他们，做到严把病虫测报关、配药关、施药关、效果鉴定关，每次除虫都达到预期效果。说来也怪，那年早稻“二化螟”、“稻飞虱”的为害特别严重，生产队大呼除虫农药用量大而除虫效果差，许多田块大片枯死造成减产；而我们包治的田片干干净净青杆黄熟。到了早稻登埸时，农民普遍叫好，称赞农技站真有本事；自动送交承包费，晚稻的承包面积一下扩大到一千多亩。
原先，农业局、区委，乃至农技站里的许多同志持观望态度，有的提心吊胆，担心植保公司会亏损，经济包袱无法收拾。等到晚稻收割，农民叫好，我们赚了钱，这才笑逐颜开。为了答谢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我与老董分批请大家去吃“海天楼”。
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植保公司是季节性的，为了把季节性公司办成常年性公司，我动了立足公司办企业的念头。于是我与朋友何淡祥商量从上海引进“5kc分濒器”和“婴儿保湿器”等电子产品加工业务。技术与原材料由需方提供，我们负责按图索骥加工成成品。投资省、收效大，经过一个月试生产，很快掌握要领。质量合格，交货及时，汇款方便，势头很好，整个农技站里的人都有事可干、有钱可赚。我与老董特地去了一趟宁波，寻找拉锌铳床，准备自己加工外壳，变代工为制造。争取把植保公司办成一个象样的成型企业。
三个月后，正当紧锣密鼓筹备扩大生产时，县农业局决定调我去县土壤普查办公室工作。罗浮区委和农技站一再挽留，并向农业局写了报告，但是没能留住。永嘉县土壤普查工作落在全市各县之后，受到省、市点名批评。农业局通过县政府催调，我是非走不可。植保公司的担子落到董士林的肩上。可惜他不善此道，加上个别同志拘泥小节激怒了他，致使整个公司瘫了下来。不仅企业办不成，而且连承包除虫防病也不干了。对于这件事，我多年之后还感到遗憾。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已敏感地意识到，农业部门创办服务性经济实体的方向是正确的。……
（三）招聘农科员。
乡镇农科站创建于一九七八年，就地招收一批种田能手或者村干部当乡（镇）农科员，每乡一个，每月领取二十多元生活补贴。到了一九八二年春，中央五部委联合发文，实施农科员队伍整顿。凡是工作不合格或者年龄超过四十五周岁的要退役，空缺位置由当地补员。大家都意识到农科员将来有望转正为国家事业干部，是个就业的好门道。永嘉县受年龄限制要退役的有十多人，乌牛公社的农科员也在退役之列。根据浙江省农业厅的文件规定，就地补员五个条件：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身体好，三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四是参加农业劳动两年以上，五是农业部门干部直系亲属优先录用。
照此规定，我家金春是当然推荐对象。我的申请报告得到农业局应允，纳入政审对象。但是乌牛公社书记胡学勒顶着不同意。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卡住不接收。尽管区委黄正发书记、赵道亮秘书以及农业局许多领导出面做工作，他就是不讲原则也不给面子。文革遗风！
（四）码头制顽童。
温州安澜码头。清水埠渡轮的马达已经启动，我从温州开会回来正好赶上这一趟渡船。先我上船的罗浮区委组织委员戴岩良（会南拳）和区公所的几位同志不约而同地向我招手：“快上船！”
船将启航时，码头上下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要求上船。这老人年约七十上下，形体瘦小佝偻，手里拿一根小扁担，还有一条苎麻布袋。当老人从码头上下来时，后面跟上三个十六七岁的彪楞小伙。他们一人站着，两人快步奔向老人身后，伸手在老人肩上一扳一压，把老人按倒在地。另一人迅猛从老人口袋里掏走布卷小钱包，拔腿就跑。老人很灵敏，手拿扁担往后扫去，刚好打在顽童的脚踝上。痛得他重新回头抢夺扁担向码头石坎上掼去，老人趁势抱住他的脚嘶喊着“把钱包还我！……”。
码头上的人注视着这个埸面，却没人敢出手解救；船上的人叫喊、咒骂，也没人下去拯救。只有戴岩良怒火中烧，拉了我一把向码头冲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俩似猛虎下山直扑向顽童。我左脚弓步伸进小家伙腿裆，使劲一个“推心置腹”，右掌向他的胸部击去。那家伙毕竟年少，一伴一仰斜摔在码头上，我快速夺回钱包飞快上船。戴岩良打倒了另一个“赖仑”（流氓），抱起老人先我上船。当码头上七八个“赖仑”拔刀过来时，渡船快速离开码头，干净利落一分钟结束“战斗”。回到清水埠，老戴给朔门水上派出所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设法保卫渡轮安全。
这老人是永嘉陡门乡人，卖完“金银花”草药在望江亭上数钱时被小赖仑看见……。两个月后我在大哥家发现，被我击倒的小家伙原来是大哥对门“圆木店”里十八岁的二儿子。参与流氓团伙，顽不可教。据说一年后在温州东门外作案时落网，判处有期徒刑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