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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虚岁六岁时启蒙读书，马家兄弟是我的先生。他们都初中毕业，那时乡村一穷二白，一个村能有两个中学生就很了不起。每年元宵佳节划龙灯的时候，中学文凭摆上堂屋香案桌的正中，显示出书香门第的荣耀。马家是世袭小财主，家有五六十亩良田，加上有文化妆点，更显得远近闻名。家庭排场比起农民人家来气派多啦！那高大的时钟，叮当作响，乡下人看都没看过；还有留声机，唱起来最吸引人，我们当小孩的不敢进去，扒在窗台外偷听不肯离去。读书人与当农民的就是不一样，兄弟俩出门非常风光，“大衣、盘巾（围巾）、学士帽、桅灯”在当时算是时髦“四大件”，他们家样样都有；老二常佩戴平光眼镜，高底皮鞋学士帽，胸前别上自来水笔，手拿文明棒（walking），特别地威风凛凛，令人生畏。
学堂办在他们家里。初小一年级坐正屋上间上课，大约有三十来个学生，挤得满满的；三四年级坐西厢轩上间，大约有二十多个学生。学生们除了本村之外，还有来自石矾村的、雅井村的和河口岙等邻村的。我上学那年金鸡荡风波尚未发生，我们与马家和平共处。母亲送我去报名时，没说几句好话就客气地被收下了。写下名字，母亲循循对我说“要好好读书识字，听大哥、二哥的话，不调皮！”按母亲的意思叫大哥二哥叨近乎亲切些，可是“不！在学校要叫先生，叫马先生！噢！”立即被纠正。“学米七斤，加上书簿费三斤，共十斤大米明天上学时一并带来！”马先生高声交待。那时纸币币值不稳，民间都以实物交换，所以学费交大米。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高高兴兴背起母亲用土布缝成的小书包，挑上十斤大米进了马家学堂坐在了读书桌前。第一课读“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跟着先生高声朗读，真是书声朗朗高兴极了。读了要背，背了要默写。那时候不用铅笔，更买不起自来水笔，一律用毛笔。一二年级每天用毛笔描红，“上大人、孔乙已、放三千、七十士……”，三年级开始学“柳公权”。上学时要带毛笔、墨、砚台，放学时大都把砚台留在课桌上明天使用。常常因为磨墨或润笔不小心，手、脸、衣裤上都会沾上墨水，尤其一年级学生人小好动，更容易手上、脸上沾上墨水，活像个“黑张飞”惹人发笑。
先生教学十分严格，体罚手段有罚站、罚跪、挨打，还有“关堂”。相传启蒙读书有不打不成器的清规戒律。先生有一方戒尺，用硬质木头刨成，一寸见方一尺长，放在讲台上颇像演戏文时官家审事的惊堂木，既可压纸也可打人。后来改成竹教鞭，用毛竹制成，两公分宽、一公分厚、七十公分长，一头穿上小绳子挂在黑板旁边。要是有谁背不出课文，默不出字，或者违反校规纪律，就得打手心。有的同学一天被打好几次，一次打十下，手心被打得红红的，打两次就热辣辣的甚至发肿。疼痛难熬时把手贴在有水的砚台里凉快一下，手成了黑手掌。有一位同学被打怕了，一听说打就哭、就尿裤裆。这种体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废止。
来年开春日本人入侵温州沦陷，学校停办，我只读一个学期就辍学了。接着是逃乱、放牛、做砖；一九四六年春季重开校门，我跳读第三册。一九四八年临近解放，“打倒地主分田地”，“打倒土豪夺政权”，“跟着共产党翻身得解放”，“跟着蒋中正一定会送命”。标语横飞学校又关门。四九年秋，仁浦中心小学在石矾张伯西屋里开学，我跳读高小一年级。学校里有徐慎夫、徐雪斋，一班资深老先生执教，学业渐入佳境。
我在仁浦小学读了三个学期，每学期成绩都全校第一。然而，自从被土改队抓过之后，耿耿于怀，自觉无颜续读。再则，这年砖瓦生意特别好，有哥哥提议要我停学去七都做砖赚钱。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此时停学意味着终身辍学，太可怕了。不！我要读书！
走！到温州找大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