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寡居的不幸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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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进入筹备阶段，又引发了一场不见刀枪的争斗。所有抱有政治野心的人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每个人都明白，只要兵权到手了，就等于掌握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那么下一步也就好走得多，胜算也就更大。
    滑头蒋对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也是垂涎三尺。为了达成目的，他临时抱佛脚，抓紧时间去苏联访问学习三个月，一回国坐镇家中，等待支持自己的保守派在上海和广州替他造声势，立威望。终于在1923年12月26日，他接到了一份电报，请他“全权负责”黄埔军校。电文说：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中山又发来电报，催他去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但老蒋估摸着孙中山不会轻易把校长的位子给他，所以一个月后，他就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回了浙江。在家中，他又像个吵了架赌气回娘家的小媳妇，盼着丈夫来接自己。见丈夫总也不动身，又写了一封长信去催。他写信提醒孙中山：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誓死相随。孙中山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真正忠实可靠的人。其他人都是机会主义者的谄媚之徒！
    孙中山拿着信，就仿佛看到身在娘家的滑头蒋频频抛来的秋波。经过国民党右派的一番活动，再加上对蒋介石的全面考量，孙中山终于让步了。1924年5月3日，蒋介石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仿佛看到权力在握，日益意气风发起来。
    孙中山此时的身体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到11月12日，孙中山已满58岁。他患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娇妻在侧换不回他年轻时的风华正茂。他强撑着身体，决定去一趟北京，希望同控制北方首都的军阀冯玉祥携手结成同盟，壮大势力。离开广州前，为预防不测，他任命主要助手担任了政府要职，还任命国民党执委会的高级成员、党内右派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以安抚上海国民党的保守派支持者。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的身体却彻底垮了。宋庆龄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个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车抵达北京，却因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结队来欢迎他的民众发表演讲。1月26日，协和医院的专家发现他的肝部有一块恶性肿瘤。
    孙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之后，他的“亲密同事”纷纷赶到他身边。只有小庆为他的身体忧心忡忡，其他人却都在私下讨论两大问题：要不要继续保持孙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的联盟？由谁来担任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
    此时，孙中山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留在了广州代表他处理事务。而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委员汪精卫则一直侍奉在孙中山的病榻左右。大家都急于从孙中山嘴里听到最后的答案。
    3月11日，汪精卫向孙中山宣读了临终政治遗嘱和遗书的代拟稿请他签署。孙中山费尽力气说了声：“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宣布把他的书籍、文件、个人财物以及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产交给宋庆龄。
    这三份遗嘱是这样的：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总统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宋庆龄眼含热泪，把着他的手在文件上签名。3月11日星期三，孙中山吩咐人把他从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与世长辞了。
    几乎所有的投机者都在抓紧时间利用孙中山的逝世做文章。宋霭龄宣称，孙中山认为孔祥熙已经成为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并且同宋庆龄建立了“永久的联系”；苏联代表宣称，孙中山神志清醒时曾说：“只要俄国人还继续帮助……”；而急于和英美搞好关系的人则肯定，孙中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过：“不要给基督徒们带来麻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都信誓旦旦逢人就说，孙中山屏足最后一口气叫了一声“蒋介石”的名字。
    在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间，一个因为痛失亡夫和革命同志而倍感悲伤的女人的哭声显得那么真挚、哀伤和弱小。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29岁，她2岁。她还是一个婴儿，被他抱在怀里。他开玩笑地说要做她的教父，她咿咿呀呀地学语，用纯真无瑕的眼睛望着年少俊朗意气风发的他。
    再见面的时候，他47岁，是闻名世界的革命者；她20岁，是热血澎湃的青年。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远离家庭，风华不再的男人，她却如初生的蓓蕾，正尽情吐露着芬芳。年龄的差距并未阻挠他们因为革命信仰而相爱的心灵。热恋的火焰在相差27岁的两颗心中燃烧。
    两年后他们冲破家庭的阻挠结婚了，历尽危险，相守十年不曾分离。但这幸福而短暂的十年晃眼一过，便是生死永隔。现在，宋庆龄才32岁，正值一朵白玫瑰怒放的年纪。但她只能穿上遗孀的丧服，孤独而坚强地独自进行亡夫没有完成的事业。
    这时，还有一双眼睛注视着她。这个人就是小庆的大姐宋霭龄。看着自己的丈夫生龙活虎地站在众人面前致辞，而小妹已经成了寡妇，这其中的滋味十分复杂。小霭心中这份长达十年的纠葛感情，到现在为止，终于可以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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