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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官一途，自然是以做事为结论，否则要这官做什么呢？”
高殷正襟危坐，对着臣子们训话。
人有好人坏人，官分清官浊官，但这官的分法却和人的道德不同，全凭上方两张口评说，九品中正制就是如此，由名为“中正”的官员对各地人才进行九品的打分评定，是为九品中正制。
自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以来，中正品第似乎有九等，然而实际上在运转的时候，只有上品和下品。
奇怪了，明明叫做九品中正制，理当有九品，光是上品就有上上、上中、上下三级，即一品二品三品的啊？
实际上，所谓的“上品”并不包括一品三品，而是专门指的二品。
这就涉及到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智慧了，上上的一品是留给圣人的，谁敢说自己是当世圣人呢？哪怕王莽再世，仲尼复生，他们都不敢承认，因为圣人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谦逊，承认的那一刻就不是圣人了，也因此无人可得上上一品的评价，那就不是人类可以拿到的，因此上中的二品是实际的最高。
而从晋初开始，上下的三品便已经不受尊敬，之后一律算是卑品。
三品都如此了，那之后的四五六七八九品自然也是下品，根本不入清流之眼，比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就在书里说“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只有二品才算是上品，自三品以下全部属于卑品。
因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二品无寒门，三四五六七八九品无士族”，原因无他，二品被上层士族给牢牢把持了，这是从魏晋开始保持至今的良好习惯。
而二品的高士一旦多了起来，根据出身门户、政治权力以及门阀等第的区别，也同样会在内部进行新的划分：
帝室茂亲和高等士族称为“灼然二品”，即流量明星、当红炸子鸡，火得发烫，“门在灼然者”居于国家权力之顶，等级最高，最受优宠。
次之者为“门地二品”，表明这些人才通过家族或祖上官爵，又或者是当朝新贵而得到二品定语，略逊于灼然。
“二品堪才”再次之，他们既不是高门旧族，也不是当朝新贵，多为“累世豪强”的地方大姓和低等士族，加上自身的博学或济世才而列为二品，属于家世不算低，自身又能整活的有能人才，通常充任官品较低但仅限士族担任的官职。
因此九品中正制真正的等级序列，乃是“灼然二品”、“门地二品”、“二品堪才”、三四五六七八九品，直至流外等官吏。
高音不由得感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杯、大杯和超大杯啊。
既然分出了上下，官员就有清流和浊流之分，想象朝廷是一条巨大的河流，有品的在主流内，是为九品，而地方官吏则是支流及支流的支流，便是“流外”的浊流，流外有七等，这也就诞生了一条完美的鄙视链，二品鄙视三品到九品等流内官，九品流内官鄙夷七等流外官。
即便一开始，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单纯的评定人才优劣，也由于评审标准过于灵活和圆滑，最终反倒巩固了门阀政治，成为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
虽然魏晋已亡，但这些制度依旧通过各朝需要而流传了下来，并在北魏手中发扬光大，如今的齐周仍深受影响，例如齐国就仍以流内流外以及勋品划分，齐国的元旦大宴会，文武百官在九品以上的可以参加宴会，三品以上官员和开国公侯伯、即将上任的刺史登上大殿，与皇帝同殿，三品至九品的则在台阶之下，勋品官员则在端门之外。
正因为有不同的官品，才能排列出不同的尊卑，然而世家大族按照九品中正制肆意攫取高位，让“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成为了现实。
这既减少了权臣篡位建立新朝的阻力，但也构成了新朝清除弊政的阻碍，五胡十六国、南边的宋齐梁陈和北边的魏齐周，能创造这么多建国神话，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了这群好吃懒做的食利阶级，可以说，他们就是王朝周期率的根源。
此刻，齐国也存在着这么一批根深蒂固的食利者，要清理这群蛀虫，那么旧有的九品中正制就必须要改革了。
“我大齐之选举，多沿魏制，凡州县皆设置中正，若要整顿吏治，应当从此始。”
中正分大小，分别掌州和郡的人才评次，魏晋时天下分十三州，因此大中正的数量也不多，但晋末开始天下崩乱，领土不断动态变化，州的领地也越来越细碎，这就导致州的数量在事实上变多，中正也随之变多了，同样也是世家逐步做大的因素之一。
而虽然中央朝廷的中正系统是上级部门，但众所周知，部门的真正实务掌握在一线部门，即地方衙门的中正手中，他们有着当地的世家人脉以及情报资源，一如诸葛亮，看中了刘备立刻有一群荆州朋党互推，刘备一刷朋友圈全都是点赞卧龙的，不由得他不上钩，这也是世家尾大不掉的原因。
要解决他们不难，难的是解决之后，他们承担的挖掘人才的责任由哪些官吏来填补，他们不仅要为朝廷举荐人才，更要让这些地方豪族和士族心向朝廷，而不是憋着劲儿等着“朝廷崩溃”、“天下大乱”，为此哪怕给他们让点利，也是利大于弊。
“吏治吏治，一吏不行，便换一个去治，因此须得先挖掘新人才。”
必须要建立一个数目庞大、业务能力强的官员预备团，才能取代这些地方上的中正，而高殷登基才刚满一年，这样的人才一个两个还方便寻，想达到替代一个国家的对应官吏群体的数目，还需要继续培养，或许要数年乃至十年之久。
“可若以中正之法，便是走了老路了，又何谈挖掘呢？自当想一个取士新法。”
高殷虽然这么说，但底下的臣子们大多没有好办法，高殷不由得微微叹息。
说来也是尴尬，哪怕是高殷身边，这样的人也不算多，所谓的近臣无非是高长恭、高延宗等人，还能算上康虎儿、娥永乐、陈山提、刘桃枝等人。
这多少也有一些高殷的责任，他为了稳固皇权，目前是先重用武官，以求坐稳江山再言其他。对于文士虽然并非不看重，也让他们从事着修书供皇家预览、建立新学校、引领社会文气风尚等工作，但相较于武官，确是稍有不及。
这就导致了目前级别高到能在内殿与高殷商议政务的高级臣子，无非是特务苍头，抑或是禁卫武官，打是能够打，但让他们参与到这类影响后世上百年，需要高级文化素养的工作，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高殷的错。
这样便是恩倖政治了，任用忠诚度高的臣子，固然会按照君主的意志执行，但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不看素质和才能，往往事与愿违。
而高长恭、高浟等人是宗室，也能站在皇族的立场与他们洽谈，但宗室也各有事务，出于爱护及本能的防范心理，高殷也不希望令他们涉入过多——若事情顺利还好，若引起众怒，那就麻烦了，要保就得帮忙顶锅，不保则让其他宗室寒心，这样算起来还是外臣方便。
至于外臣中的文士领袖，倒是有不少合适的，也有着才学，比如朝中的魏收、邢邵、祖珽、李绘，文林馆的颜之推、魏长贤、陈康、房熊、封孝琰、荀士逊、诸葛颖、李德林等人都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可前三者地位已经很高了，没必要去做中正，而后面这些人多是世家出身，即便接受中正这种官职，走的也还是老路，断然不肯为了皇帝去得罪世家，毕竟是流水的皇国，铁打的家族，崔浩的脑袋还淌着尿，天天的熏着他们呐！
所以说到底，还是缺乏人才，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才能，而又对他高殷忠心耿耿的人才，最好还是新当官的，对国家还有一定希冀，眼里有光的那种后世大学生类型。
高殷不由得沉吟：“朕欲大兴文教，广建学府，并大议考课内法，令百官习诵之，以考内外众官。卿等意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