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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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第1/2页)
    由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等原因，又由于南北朝时期，学分南北，师说多门，且大多义旨浅略，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不适应全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自汉末以降，天下分崩，经学亦随地域而裂为南北二宗。南学承魏晋玄风，重义理阐发，尚清谈简约；北学守汉代遗规，重章句训诂，尚质朴笃实。二宗相攻，如泾渭分明；诸师并立，若荆棘丛生。同一《尚书》，江南江北文字互异；同一《毛诗》，郑玄王肃释义相左。读书人皓首穷经，往往穷数年之力于一家之说，而与他师相遇，竟如异域之人，言语不通，义理相悖。加之历年战乱，典籍散佚，传抄讹谬，鲁鱼亥豕之误触目皆是，甚至有经生以误本为宗，递相授受，愈传愈讹，去圣人之旨益远。此诚如颜之推所叹：“校定书籍，亦何容易！“当此之时，经学非为济世之舟楫，反成惑人之荆棘；非为致治之圭臬，反为乱政之端倪。天下既归于一统，而学术犹裂于畛域，此诚盛世之隐忧，文明之痼疾。
    李世民深鉴其弊。这位以武功定天下的英主，深知马背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深知创业之艰难，更守成之不易。他目睹隋炀之失——恃才矜己，穷兵黩武，虽有文翰之盛，终致社稷之倾——遂以文治补武功，以学术固根基。即位未久，即着手经籍图书的整理工作，“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此“购募“二字，看似平淡，实则暗含雄图。李世民诏令天下，广搜散逸之书，无论秘藏于山岩屋壁，或流落於市井坊间，皆许以重价购求。有献书一卷者，赐绢一疋；献书十卷者，除授官职。又于弘文馆、秘书省增置楷书手数十人，皆择书法精工、心性谨严之士，令其端楷缮写，一字不苟。纸用硬黄，墨取松烟，装以缥带，签以玉轴。数年间，内府藏书之富，远超隋代旧观，群书略备，灿然大观。昔年战乱中焚于咸阳之火、沉于董卓之舟、散于侯景之乱的典籍，至此渐复旧观，如百川归海，万流宗岱。
    在国家经籍图书渐已完备的情况下，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颜师古者，名籀，以字行，乃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家学渊源，精研诂训，于文字音韵之学尤为深湛。李世民素知其才，贞观四年，特诏于秘书省开设考经之所，赐以禁中藏书，许以遍览秘阁，更遣学士数人佐其事。
    颜师古受命，如履薄冰。他深知此非寻常校雠之役，乃一代文治之枢机，万世学术之准的。于是闭关于秘书省，日夕研读，广校众本。以江南旧本为底，参以北朝流传之卷；以石经遗文为正，辅以简册出土之字。一字有疑，则遍检群籍；一句不通，则博访通儒。遇南北文字歧异者，则稽其源流，辨其得失；遇诸师释义不同者，则衡其短长，择其善者。历时两年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最终完成了《五经定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
    此《五经定本》之问世，不啻为经学史上之一场革命。昔者南北对峙，学者各守师说，如楚河汉界，不可逾越；今者定本一出，天下奉为圭臬，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它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使治经者有共同之文本，无疑义之字句，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所及，不止于有唐一代：唐代科举，明经进士皆据此本；宋代诸儒，程朱理学亦溯源于此。故谓其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诚非虚誉。政治赖之以统一意识形态，学术因之而凝聚共识基础，理学由之而萌发新芽——此三者，皆定本之遗泽也。
    《五经定本》统一文字之后，义理之阐释犹未归一。诸家注疏，南北各异；师说传承，门户森严。学者虽持同一文本，而理解互殊，诠释各别，于致用仍多窒碍。李世民于贞观十二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孔颖达者，冀州衡水人，少师刘焯，于隋代已名重一时，入唐后更受倚重，为国子祭酒，领袖儒林。
    孔颖达承诏，会集天下儒士，于国子监设馆编纂。参与者有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一时名宿，各以其专攻分任一经。其编纂之旨，在“疏不破注“，以汉魏古注为宗，而辅以南北朝以来之新解；于诸说纷陈之际，务求折衷至当，归于一是。贞观十四年，编成《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卷帙浩繁，体大思精。后李世民下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之名，昭示其权威性与统一性，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全国性的教科书，明经科举考试皆以此教材为标准。自此以后，天下举子，同此义疏；郡县学官，共此讲授。学术之统一，至此而极。
    《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编订，在中国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前者定其文，后者明其义；前者同其形，后者一其神。文义兼备，经学乃成完璧。并且李世民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多元性态度，非如后世之独尊一说、排斥异端。于《周易》，则王弼、韩康伯之注与郑玄之注并存；于《尚书》，则伪孔传与伏生今文共采；于《春秋》，则杜预、服虔之说兼收。此种开放胸襟，使唐初经学虽统一而不僵化，虽归一而不狭隘，因此，唐初经学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统一中有包容，整齐中有活力，此所以能开一代之风气，启后世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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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之文化建树，不止于经学一端。他还开设史馆，设置史官，修撰前朝和本朝的国史，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于禁中别置史馆，宰相监修，史官执笔，起居注、实录、国史各有专职。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刘知几所著，虽成于武后之时，而渊源实肇于贞观之制。其书内篇论史官源流、史书体例，外篇评历代史籍得失，开史学批评之先河，立后世史法之准绳。
    李世民珍爱《兰亭集序》，此事千古流传。太宗酷好王羲之书，以金帛购求天下遗墨，得真迹三千六百纸。于《兰亭》尤为痴迷，置之座侧，朝夕观览，临终遗命以之陪葬昭陵。他又亲自参加音乐实践，指点梨园教习。于宫中设教坊，选乐工数百人，自教以音声，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之名，遂为后世戏曲行当之代称。太宗善琵琶，能制曲，其《秦王破阵乐》即即位前所制，后更增演为《七德舞》，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以象征战之势，示不忘武功之本。
    在民族艺术方面，大唐之开放包容，于斯为盛。西域的胡乐和杂技乐舞传入中原，长安城中，胡音胡舞与华夏正声并行不悖，相激相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活力。西域乐中以龟兹乐最为流行——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其乐以筚篥、琵琶、五弦琵琶、笙、笛、箫、篦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众器合奏，声韵繁促，节奏鲜明，与华夏雅乐之舒缓庄重迥然异趣。于阗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为当时的著名画家。跋质那于隋代已入中原，乙僧则活跃于贞观、永徽之际。二人善画凹凸花，以晕染之法表现明暗远近，于中原绘画之平面勾勒外，别开立体写实之生面。其所绘佛像，衣纹紧窄，神情庄肃，天竺遗风与中华笔墨交融，世称“尉迟体“。
    西域的民俗文化，更是渗透于长安市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妇女服饰和配饰，浑脱帽、窄袖袍，在中原地区极为常见。浑脱帽者，原出塞北游牧之族，以毡为质，顶高而边窄，便于骑射；传入中原后，渐为女子所喜，或以锦绣为面，缀以珠翠，成为时世妆之一种。窄袖袍亦然，本为胡服便于劳作之制，唐代女子效之，与高腰襦裙相配，反显身姿之婀娜。此风至开元、天宝而极盛，杜甫诗云“窄衣急管风复雪“，正是此象。
    西域的饮食传入中原，抓饭、烧饼、葡萄酒、龙膏酒等在中原地区流行。抓饭者，以羊肉、胡萝卜、葡萄干与米饭同焖，以手取食，香味浓郁；烧饼者，以胡麻为馅，入炉烤制，酥脆可口，即今芝麻烧饼之滥觞。葡萄酒则自汉通西域已入中原，至唐而大盛，太宗尝自酿之，颁赐群臣；龙膏酒尤奇，据说饮之令人神爽，色如琥珀，味兼甘苦，或云以龙脑香浸制，或云实出西域异方。吐蕃的赭面，南方妇女的堆髻在长安城和中原其他地区随处可见。赭面者，以赤色颜料涂染面颊，本为吐蕃风俗，唐时女子效之，以为时妆；堆髻者，高髻如崇山，蓬松如云堆，原出南方，传入长安，与堕马髻、倭堕髻并行为尚。此皆见大唐之包容，不以华夷为界，唯以美善为归。
    贞观元年，玄奘法师私渡西行，访问印度，历十七年而返，留居那烂陀寺凡八年，从戒贤论师习《瑜伽师地论》等唯识经典，遍历五天竺，访求遗法，得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而归。返国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设译场，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卷帙之富，质量之精，为译经史上空前之业。李世民极赞赏，虽初以其私渡而微有愠色，及见其才学渊博、志行坚卓，遂捐弃前嫌，亲为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命褚遂良书之，刻石以传。其序文推崇佛教“遗教东流“，赞玄奘“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帝王之尊，屈意于方外之士，此诚千古佳话。
    在宗教信仰政策上，儒、道、佛三教共同生存，并行不悖。此政策非偶然之宽容，实有深谋远虑。李氏自称老子后裔，故道教居先；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不可废；佛教深入民间，故亦须护持。太宗尝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卒至亡国。足为鉴戒。“此语似抑佛道，实则警戒偏溺，而非排斥本身。故贞观之世，太学释奠以祀孔子，玄元皇帝庙以尊老子，译场开讲以译佛经，三教各得其所，各尽其用。帝王或问难于三教之间，听其论辩短长，以资鉴戒；士人或兼修三教之学，会通其理，以成一家。此种格局，使唐代思想界呈现多元竞胜之态，为后世所罕见。
    综观贞观文化建设，经学之统一、史学之兴修、艺术之融汇、宗教之包容，皆围绕“大一统“之政治需要而展开，而又超越实用之层面，臻于文明之高度。李世民以帝王之尊，躬亲文化事业，其眼光之远、魄力之大、胸襟之广，诚为历代君主所罕及。唐文化之光辉灿烂，实肇基于此；中华文明之恢弘气象，亦奠基于此。千载之下，读贞观故事，犹令人神往于那个金声玉振、海纳百川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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