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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郴州的这起腐败窝案中，对于首犯市委书记李大伦，吴天然研究的并不多。他倒是对那个被判死刑的纪委书记曾锦春很感兴趣，因为这个人和吴天然的经历是太相似了。
一样的来自一头沉家庭（父亲有工作，母亲是农民）。一样的爱好写作，两个在高中时都已经开始写小说。一样的上过大学，还都是师范大学。一样的教过书。也一样因为会耍笔杆子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并担任了书记的秘书。后来还一样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并由县委副书记直接提拔为县委书记。并且在他们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也都是30多岁。并且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也接近，在人们的眼里，都不属于圆滑之人。更巧的是，他们的妻子也一样都是护士。因此，曾锦春面对的环境和心态有很多都是和吴天然相似的。曾锦春这样一个农家的孩子，为什么为变成巨贪呢？吴天然觉得从这个人身上可以汲取很多教训。
在过去的报道中，曾锦春因为作恶多端，而被脸谱化———他是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曾与曾锦春在郴州市纪委共事多年的同事说，总结起来，曾锦春的轨迹是：苦难的童年，上升的中年，悲惨的晚年。
梳理曾锦春的官场轨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并不圆滑，却能在官场存活；他不按规则办事，但却能在看似森严的制度的缝隙里游刃有余。
汝城：艰辛少年。
在汝城，曾锦春曾经代表了农家小子发奋图强最终出人头地的梦想。地处湖南省东南端的汝城县，据当地县志记载：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曾任汝城县令。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少年曾锦春被要求熟背周敦颐的《爱莲说》，他的父亲曾照儒认为，人的品性和莲一样，要洁身自爱，光明磊落。曾照儒是汝城县城南小学的校长，忠厚老实，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在他八个子女中，曾锦春排行老二，也是后来唯一考上了大学的孩子。
曾家早年贫困，全靠曾照儒每月40元的工资度日。其六弟曾岩春回忆说，通常是连短裤都没得穿，弟弟妹妹们的衣服总是要哥哥姐姐传下来。
曾家老屋至今还在，位于汝城县附城乡斗山村铜坡店组，离县城8公里。正对着祠堂大门，有三间土房，每间大概8平方米，光线黯淡，早已不住人了。早年曾家10口人就挤在里面，到了晚上，孩子们从窗户和缝隙里看到摆放在祠堂门口的尸体，吓得不肯入睡。
但曾锦春读书时很聪明，也很懂事，擅长写作，据称高中时写了一本小说，描写村里面发生的事。
这些经历在汝城三中65岁的退休化学老师曾宪法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和曾锦春是同村本家，小学和高中同班同学，之后又一起上大学。他印象中，曾锦春学习成绩很好，老实本分，不爱出头。两个农家少年经常在晚上爬到教学楼顶层的隔层点煤油灯复习功课。1964年，两人一起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曾锦春就读中文系，并在大学时入了党。之后两年，“文革”开始，大学一度停止招生。
1968年，曾锦春大学毕业。他们被安排下连队，到洞庭湖边上的广州军区后勤部锻炼了两年。这也是后来在媒体报道中，出现曾锦春曾在广州军区工作一说的渊源。
曾锦春留给汝城当地人的印象模糊而又清晰，他毕业后分配在临武任教，直至官场发迹，在他的履历中，与家乡毫无关联。从县城106国道出来，一条水泥路像蛇一样在林子和稻田间蜿蜒，一直到斗山村铜坡店组。只有走在这条路上时，他们才会说，这是曾锦春修的路。
曾宪法回忆说，毕业后只见过曾锦春两次，一次是1998年曾父过世，曾母托曾宪法搀扶曾锦春，他不太懂农村风俗，问曾宪法要不要向乡亲们说话。之后是斗山小学新校舍落成，曾锦春受邀出席，曾宪法本想和他说话，但当时贵为郴州市纪委书记的曾锦春被官员团团围住，根本没机会靠近。两个老同学再也没有见面。他对曾锦春的印象停留在前半生，“后来，当官后便生疏了。”
临武：官场争议。
1970年，从部队接受“再教育”的曾锦春被分配到临武县汾市中学，任政治教员。他当年的学生，原临武县副县长唐爱贵对这位老师的印象是：教学方法新颖，思维活跃。在这期间，曾锦春和临武县氮肥厂职工唐国菊结婚。婚后，唐国菊获保送到卫校读书，回来后在氮肥厂医疗室工作。
四年之后，曾锦春被县委书记王之庆抽调到县委办。关于曾锦春从政的经历说法不一，可信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党内官员绝大部分是工农兵出身，文化程度低，曾锦春正规大学本科毕业，高学历，文章又写得好，于是被军人出身的王之庆看中。
之后曾锦春被带到花塘乡驻点，并留下担任乡党委书记。从此节节高升，1981年调任县委办任主任后，历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并于1984年接替王之庆任临武县委书记。
曾锦春主政临武县期间，发生了数十名机关科局长联名写信向地委举报事件。原临武县检察长张克泳告诉记者，检察院在清理石门大队财务时，发现曾锦春在大队队办企业铅锌矿写了欠条借款2万元，一直未还。借款时间是在其任乡党委书记时，发现问题时，曾锦春已经是县委书记。在联名信中，官员们还反映了曾锦春把弟弟曾宜春带到临武县开矿做生意，并随意安插妻子唐国菊的亲戚进机关单位等问题。
郴州地委指派一个三人调查组调查此事，时任郴州地委秘书长，后任地委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陶流贤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他向记者证实：办事不按原则，打招呼安插亲戚，这些举报信反映的内容大部分属实。但是，对于当时的地委而言，曾锦春犯的错误不算严重。陶流贤对群情激奋的科局长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曾锦春这个人也有优点，工作大胆，应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地委调查组临走前制定了一些认为可以约束曾锦春的规章制度，警告他说，“今后凡属临武县提拔干部，提干招工，都应该按程序办事，要通过集体研究决定。”
直到1988年春天，临武县召开换届人大会，陶流贤去当地考察时，发现了“党内性质最恶劣”的事情。众多人大代表向他举报曾锦春*纵选举。时任城关镇党委书记邓中华对他说，你们在那里搞选举，曾锦春坐在办公室指挥，选这个不选那个，跟他关系好的当选，关系不好的靠边（邓中华后来担任郴电国际董事长，2006年底卷入郴州官场腐败案，一审获刑18年）。
临武县检察长张克泳和县法院院长两人被曾锦春指明不能当选，后者曾调查过曾锦春弟弟开矿事件。
*纵选举，被认为是官场大忌。陶流贤回去汇报后，地委震怒了，请示湖南省委，得到的指示是：这个人不能在临武当书记了，调走。于是曾锦春被调任郴州地区国土局局长，陶流贤说，此时，在地委几个主要领导间形成了一个共识：把曾锦春晾在一边，不再重用。但湖南省委组织部对这样的“冷处理”并不满意，他们质问说，“这样的人还能当国土局长？”
“人家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容易，没有撤他的职，只是调动工作，当个国土局长还是可以的，”地委领导解释说。
在曾锦春到地区国土局报到当天，十多名临武县乡干部却跑到地委，集体上访，他们放鞭炮质问地委为什么把一个好书记调走？
老县委书记王之庆发现这些人全都是曾锦春一手提拔的干部，于是毫不客气地骂道，“你们平常来，我们要安排住行，但是为了这个事来，不提供住宿，也没饭给你们吃！”
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临武县从政经历，为曾锦春今后的走向埋下了伏笔。“很多事当时可以显现出来，他会出问题不是偶然，”陶流贤说。
“但为什么要他当书记，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容忍他？”陶流贤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政府机构改革选新干部的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四化”原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
“当时来说，有一定道理，‘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年纪大，文化水平低，是党内两个很突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干部的新旧交替无法施行，”这名地委老领导如今反思说，“四化中，年轻化和知识化是硬指标，很具体。但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原则，就会使过去考核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变成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