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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生也分四季，我应该已经进入秋末，接近冬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说春季是人生最盎然的季节，我怎么满脑子都是愁怅的回忆呢？春寒料峭的萧瑟裹挟着凛冽的寒风，我的世界到处都是硬邦邦的孤寂。
母亲曾经说过，父亲不欢迎我的到来。细节是父亲在母亲的手套里留了一个字条——去医院把孩子打掉。
不受家庭欢迎，我有深刻印象。大概是在爷爷家或是姑姑家，两三岁的我在地下，沿着炕边走来走去，他们不让我上炕。看到桌子上的饭盒，我很好奇，想用手够，个子太小，手伸过去也够不到。姑姑又往里推了推。母亲一把拽过我，没好气地呲哒我。我很乖，也不哭，只是定定地看着那个方盒子。父亲和爷爷都在炕里坐在抽烟，不说话……这一幕经常在我脑子里浮现。
我从小就习惯自嗨。寒冬腊月，两岁多的我，在院子里不停地跺着脚，颠儿颠儿地蹦跶着、跑着。身上穿着妈妈粗陋的针脚做的带兜肚的棉裤。两只冻得红槌一样的小手斜插在兜肚里，头顶带着一顶藏蓝色男娃娃棉帽子。有一天给跑丢了。全家人到处找我，找不到。最后发现我正和刚烈的米黄二骡在碾房嘻戏。姥爷找到我时，我仰面朝天，躺在地上，骡子正用前蹄轻轻拨聊我，毫发无损。
这头骡子，除了姥爷，没人敢靠近。居然这么通人性，可能祂也孤单？把我当成祂的玩伴了。
三岁之前，妈妈和我住在农村。到了冬天，格外凄凉。夜里西北风怒吼着，像个脾气暴躁的少年，使劲拍打着麻纸糊的窗户，哗啦哗啦作响。一床被，上半截盖人，脚底下是土豆。
我记忆中，只要下地，就得跑动起来，要不然就冻脚。
没想到，我结婚的时候，也和这差不多。没房住，借了我同学的房。15平米的南房，三分之二是炕，三分之一是空地。冬天冷得直接钻在炕被之间，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新婚的回忆更是苦不堪言。还是回到春天吧！也有
大约是三岁的那个春天，妈妈所在的农村小学校长说，他们家的茶缸子丢了。上午见我用过，硬说是我给弄丢了。妈妈一顿审问，我坚持说“我没拿“。
妈妈劈脑袋给我一巴掌，嫌我不省心。我摇摇晃晃地后退了几步，定定的站住，一口咬定就是没拿。妈妈惩罚我，把我反锁在她的办公室。她关我的时候，我也不闹，她就给学生上课去了。上完课，她直接回了家，彻底忘了我。等她想起来回到办公室找我，天已擦黑。打开门，看到我正在昏暗的光线里，认真地翻看着学生的作业本本，毫无害怕的神态。几天后，校长说他们家的茶缸子找到了，沉在水缸底儿。
被人忽略的孩子，不会恰当表达自己的需求。五岁那年，母亲已经进城。大年三十晚上，看到长我五岁的表姐辫子上扎了粉红色的绸带，我也想要，可是我的父母在城里，我知道自己不被人看见，只能木羞木羞地趴在炕沿边上，装睡。只有二舅发现我不对劲儿，他俯下身把我抱起来，笑呵呵地说“红子，这是又咋来来？“我还是不说话。舅舅央求着“你欢欢儿跟二舅说哇，二舅给你做主。“
我这才告诉他，我是喜欢表姐的绸子。在我的“锅盖头“上给我上扎了两个朝天撅。我满意地笑了。有二舅的保护，我造反的胆子也越来大。有一次，二舅妈把正在外面和我玩儿的表姐叫回家了。我像跟屁虫一样悄悄跟了回去。看到表姐和舅妈正在吃炒鸡蛋，没有我的份儿。我也不吭声，扭头就跑了出去。
正在这时，听到鸡窝方向传来“呱呱蛋““呱呱蛋“母鸡下蛋的张扬声。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鸡窝前，伸手掏出热乎乎的鸡蛋。一溜小跑，钻进附近的葵花地，举起手，狠狠地把鸡蛋地摔进地沟里。看到鸡蛋脑浆迸裂，那个爽啊！比吃了鸡蛋还开心。连着几天，二舅妈只能听见“呱呱蛋“却捡不到鸡蛋。我骑在土墙上，远远看见二舅妈摇晃着小脚，在鸡窝前失望的神态，我特别得意。乐得我在土墙上直颠屁股。终于有一天，二舅妈无意间发现葵花地一个一个摔碎的鸡蛋。这回轮到二舅审我了“红仔，你跟二舅好好说，葵花地里的鸡蛋是咋回事？我理直气壮地承认“我摔的“。二舅问“你咋唻唻？好东好西，你作害了？““她们不给我吃“。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二舅妈和姐姐。二舅命令二舅妈，让她立刻给我炒一碗鸡蛋。回过头来又对我说“以后你要甚，跟二舅说:“可不要瞎作乱了。“我认真地点了点头。是二舅的慈爱温暖着我，也是二舅的宽容让我学会自律。那年我六岁，也是我在村里最后一次折腾。回望童年，寄人篱下，表面有二舅保护，也有太多孤独无助。二舅是村长，整天不在家，大量问题得我自己面对。讨好和对抗是我童年习得的两大技能。进城回到父母身边，是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个方言很重的农村孩子，很难融入城里的孩子群。何况，城里的家长们也分很多战斗队。我们的邻居就在妈妈敌对的战斗队队长。
我经常被邻居的孩子海源耍笑、嘻骂。有一次，他和几个男孩儿起哄，挡在半路为难我，我躲不过。他们推搡我，最后把我直接推了个大跟头，然后骑在我身上，扇我耳光。嘴里还问着“服不服“？我愤怒极了，顺手摸到了一块砖头，在他脸上狠命地蹭了两下。脸，立刻出了血，他才罢手。恶人先告状。等我回家，海源正和他妈在我们家院子里，气势汹汹的让我妈带他看病。我妈说，你儿子比我闺女大两岁，她咋能打着你儿子的？你儿子没惹她？最后的结果是各管各家娃。我妈给了一个命令，打架不准输，要不就别动手。那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都是我把当地的小霸王给收拾了。等我上初中以后，就再也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
我是家里父母非常得力的助手。从十一、二岁跟着父亲用扁担抬石头，盖凉房、盖煤仓子，挖菜窖，他们就没把我当女儿用。小小年纪用最大的桶担水，打着晃，也是我一个人在做。比我小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弟弟，从未干过家务活儿。一个成绩超群，不舍得用;一个脾气特别坏，不能用。他们在父母眼里都需要保护，唯独我富有牺牲精神，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凭票供应的年代，有多少次我被成年人从排好的队伍中挤出来，哭着、喊着再冲进去。挤慢了，要买的东西就没了，回家妈妈会骂我“无能”。我从来不说自己受的罪，母亲总感觉我是英雄。两个弟弟在外面受欺负了，妈妈会说:“让你姐去收拾他们”。
我的人生动荡不安。
母亲说，我幼年一共有九个人哄过我。
这么频繁的换人，肯定影响我的性格形成。小学本应该上五年，我跳了一级。四年换了三个学校，四个班主任。最受伤的是一年级杨老师冤枉我，撤了我的班长后，我明显变得自卑。
工作的头十年也曾令人羡慕。配电室抄表，技术室趴图板，搞测绘。车间主任助理。结束前10年工作时，厂长劝我慎重考虑，毕竟是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我去意已决。
92年进入铁路系统，从零开始。20年的会计工作，肩上的重担只有自己知道。
当领导被铁道部双规，当主管领导被举报，接受审查。我不得不白天失踪，晚上去改账。有过担心不公正，没有害怕我承担什么责任。
我生得贱，耐摔打。儿子也像我，一点儿也不娇气。
怀他三个月时，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从大坡上下来，不知怎的，我挂在车把上的凉帽把两个车把扭在一起，我直接摔个大马趴，裤子烂了，下巴和膝盖都是血。就那样还去了单位，老师傅们一见都吓坏了，让我赶紧去医院。我说:“没事儿吧？我哪也不疼啊”。车间主任督促我立刻回家。我妈见了，只说了句:“要不去医院，要不回你们家。”我回家休息了三天，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怀孕到5个月时，因为两个人生气，被孩子父亲推搡误伤，住院保胎。我母亲愤怒，和女婿在医院扭打在一起，最后，他们两个人把我扔在医院，没人给我送饭，我是吃着病友的饭熬了几天。
直到生孩子，母亲和女婿都不说话。我住院一周，孩子才出生，母亲怕我出事，提前联系了妇产科主任，为我的事，母亲寝食不安。当儿子出生时，我让孩子他爸给我妈报个信儿，他都不去。
这样的情况，我月子里更是苦不堪言。孩子肚脐流黄水，我让我干妈通知我妈想想办法。整个过程中，孩子的父亲都跟我妈对抗着，出了满月，我自己回娘家，他只送我到汽车站，下了车，我自己回家。腊月天，冷风搜搜，我的左脚后来落下毛病，就像踩在棉花地上。
孩子一周岁时，发高烧住院。我身体也感觉不适，顺便在医院检查，结果是又怀孕了。当我告诉孩子爸爸时，他说:“正好给儿子生个伴儿。“在他眼里，我就是个生娃、养娃的机器。儿子出院后，我做人流，陪伴我的是儿科主任——我的同学。躺在手术床上，我心在滴血。身体的疼痛我能忍受，精神的折磨，亲人的无视都让人心如冰山。春寒料峭，我忍着疼痛一步一挪，慢吞吞地走到公交站牌，挤上汽车。站在人群中，大夫的话还在耳边:“挺好个男孩儿，可惜了……
父母的关系用妈妈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大吵三六九，小吵二五八，一四七不说话“。
在社会上，父母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一位是知名画家。呼市火车站广场巨幅***像是父亲的杰作。一位是儿童画教育家。中国教育报经常刊登母亲的文章，她的学生作品出展日本和澳大利亚。并且多副作品被小学美术教材使用。两位行业领袖，一对儿互相折磨的苦命人。父亲去世后，我在他卧室的床旮旯找到一摞他们在海南旅游时，父亲偷拍母亲的大照片，全都放大成12寸的，装在相框里。母亲抱着那摞照片失声痛哭，那一刻，她明白父亲有多么爱她。
想解决孤单，我活跃在各种团体中，却依然是特立独行的异类;想去除孤独感，书架上、床头摆满了各类自己喜欢的图书，他们是我不同风格的情人。为了探索“不确定“形成的过程和因素，我浸泡在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中，触碰心灵深处最敏感的区域。
我这个不被父母庆祝的生命，在经历了53个岁月后，2016年终于迎来第一个生日蛋糕。那是一个亚隆小组的伙伴们，她们通过我在qq上备注的生日，为我精心准备了一场生日宴。我喜极而泣，哭花了妆，像个孩子一样幸福。那天一共收到三个蛋糕，晚上英语班的同学们为我准备了浪漫的生日宴会，为我点歌，对我歌唱。
当年，吴叔看到我退休后异常活跃，给我泼过凉水——女人出了50，没人会重用你。
如今，我是三家心理协会副会长，人家也是相中我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积极乐观的影响力。千疮百孔的躯体，只留下些易显不易显的疤痕印记，形成独特的人物写意画，色彩中点缀着高贵紫，创意黄，忧郁兰、健康绿，包容白还有理智黑……唯独隐藏了热情红。
没曾想，我居然在草稿纸上，把自己的轮廓画得如此立体、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