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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1章德共组织部门内部讨论(第1/2页)
五月下旬，柏林，德国人民委员会组织部门办公室。
会议室的窗户开了一半，外面的热风吹进来，带着椴树花的甜香气，和室内弥漫的烟味混在一起。
长桌两侧坐了十来个人，都是组织部门的各级负责人。
桌面上摊着几份刚印出来的年度干部调配总表，主持会议的是组织部门部长海因里希·迈尔，他把面前的文件合上，用指节敲了两下桌面，示意讨论开始。
“今年一千一百名毕业生，“
迈尔开口，
“分配名额已经全部确定。
但我把大家叫来，是想听听各部门对这个分配方案的实际感受。
不要看纸上的数字，谈谈各部门的实际情况。“
坐他左手边的库尔特·朗格第一个开口了。
他是负责德国境内干部调配的处长，约莫四十五岁。
“部长同志，实际情况是——德国境内的干部队伍，今年补充进来的应届毕业生人数照往年来比依旧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他把面前的一份表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在某一行数字上。
“柏林市内六个区的基层党委秘书处，现有在岗人员比额定编制少了百分之八点三。
勃兰登堡州那边的几个县的宣传部，专职干部的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九岁，但今年居然没有一个应届毕业生主动申请去那边的岗位。
这已经连续第三年了。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种趋势下去，国内基层行政系统的活力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
他放下笔，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声音里带着一种沉闷。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说对外支援、输出革命，这个方向我完全赞同。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顾外不顾内。国内干部队伍如果长期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到时候我们自己的系统先出了漏洞，那就谈不上什么带头作用了。“
长桌对面有人接了话。
接话的是瓦尔特·菲舍尔，负责对外援助干部协调的处长。他比朗格年轻几岁，面容精瘦。
“朗格同志说的数据我都看过，都是事实。
但我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换个视角，国内干部的补充人数少了，反过来看，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干部教育成果越来越好了？
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毕业生有更强烈的意愿去往更需要他们的地方？“
他的语气不急不躁，带着一种从另一个方向看问题时的从容。
“今年一千一百名毕业生里，有超过八百人主动报名了跨国的艰苦地区岗位。
大家想想这个数字——在十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同志们愿意去远方、愿意去陌生环境里把我们的经验传播出去，这是党多年教育成果的体现。而且——“
他伸手从桌面上拿起一份表格，翻了翻，
“去年我们派往东大、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一百余名干部，在当地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东大那边的基层师资培训，有超过一半的课程框架是由我们的同志参与设计的；
中东某个国家的农业合作化试点，主持技术指导工作的就是我们的同志。
这些输出的干部不是‘流失‘，他们是把我们体系里的种子播到了别处的土壤里，每一粒都在生根发芽。“
朗格皱着眉，指尖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菲舍尔同志，你说的那些我都同意。
但你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国内的干部缺口是客观存在的。
柏林这边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党校毕业生不愿意留本地的现象了，我们总不能把所有年轻人都送出去，留下的人连基本运转都维持不了。
我这不是反对对外支援，我是说，得有个平衡。“
菲舍尔微微摇头。
“我认为这个‘平衡‘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
十年前我们派出一个干部，对方国家可能只能发挥半分作用，因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跟不上。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派出去的干部到了那边，当地的同志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来配合工作，每一份输出的力量都能成倍地放大效果。
国内就算暂时缺了若干个人手，但这是暂时的；
而对外投入所换来的友邻国家的建设提速，是结构性的、长期的。“
坐在两人中间的一个女同志插了句话，她是负责干部培训成果评估的，语气和缓，
“朗格同志、菲舍尔同志，我理解两边的立场都有道理。
但从培训评估的角度看，这些年我们国内干部的培养质量其实是稳步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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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顶过去两个人的活儿，这是事实。
所以即便国内补进来的人数少了，实际党组织的战斗力可能并没有下降得那么多。
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内缺人的紧迫感可能比朗格同志担心的要低一些。“
朗格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坐在桌首一直没开口的迈尔部长抬了抬手。
迈尔把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目光从朗格移到菲舍尔，再从菲舍尔扫过桌面上摊着的那份干部调配总表。
“同志们说了很多，也都说了实话。那我来说几句收尾。“
“第一，关于国内干部缺口的问题。
朗格同志的数据是准确的，柏林市内的基层党委秘书处缺人，勃兰登堡的宣传部缺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叫‘缺人‘？缺多少人是算‘缺‘？什么岗位需要什么人去填？
我们目前的编制标准是以什么为依据制定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一定完全契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我们的机构运作方式在变，干部的工作效率在变，很多岗位以前需要三个人做的事，现在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就能做下来。
所以我不认为目前国内的所谓‘缺口‘已经到了危及各地基础政权运转的程度。“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朗格脸上，语气仍然是平稳的。
“朗格同志的担忧我理解。
但我要提醒一点——不要用旧的标准来衡量新的局面。
国内干部队伍不需要无限扩张，我们要的是精干高效。
这个问题上，国内的同志要想清楚，到底是真的缺人，还是我们还在沿用过去那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的老思路。“
朗格抿着嘴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迈尔继续往下说：
“第二，对外支援的问题。
菲舍尔同志说得很对，我们派出去的干部正在变成种子，播到不同的土壤里去。
我再补一句——种子的意义不在于它离开母树的那一刻，而在于它在新的地方扎下根之后长成了什么。
从目前反馈的情况看，我们的同志在各地的表现是合格的，是过硬的。
他们在那边不光教技术、教管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教一种方法论——如何分析问题、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建设一个能自我运转的制度框架。
这项工作必须继续，不能因为国内暂时出现一些人手紧张就收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当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们的方向。“
“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已经形成了规模，我们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
铁路通了，产业协作在深化，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把我们的经验和方法传播出去，帮助那些基础落后的兄弟国家尽快赶上第一梯队的水平？“
他把椅子微微往后推了一下，换了个坐姿。
“答案不言自明。
世界人民的整体提升，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只是我们自己过好了，其他国家还在落后、还在挣扎，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停留在局部，没有形成全局性的影响。
我们要带头，要先把路走通，然后把走通的经验教给别人，让他们也能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这不是‘输出革命‘四个字能概括的，这是一种责任。“
他把目光从朗格和菲舍尔两人的方向移开，扫了一遍长桌上所有人的面孔。
“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年及未来几年的干部调配政策，保持目前的方向不变。德国国内的干部队伍要继续推进年轻化和综合能力建设，但不追求规模扩张。
对外输出干部的数量和质量保持在当前水准上，特殊情况下可以酌情增加，但绝不缩减。
至于国内“缺人“的论调——“
他微微摆了摆手，
“不要再拿到这种层级的会议上来说了。
有具体的岗位空缺，逐级上报、逐级协调，不要用宏观的‘缺人‘来论证全局方向需要调整。
方向已经定了，接下来是细节执行的问题。“
他说完了，靠在椅背上，桌面上安静了几息，然后朗格先点了一下头，虽然眉头还皱着一点。
菲舍尔把桌面上的表格收了收，其余几个处长也开始把各自面前的文件整理归位。椅子被拉开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一阵，然后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人们依次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