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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含蓄的中国宗教哲学
秦汉间为天地大变更时期，在前面我们已经深入的描述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交接时期开始，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纯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两百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占据首位，对中国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封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的真正的宗教实际上是儒教。老子的道教的一些内容已经被儒教吸收了。
到了唐朝的时候，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但是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也无非就是此生受难受苦，下辈子赢得一个好来生。当然，佛教中包含着儒教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如说行善仁义，要豁达，无为，清淡、自然等等，这些内容也都已经渐渐的融入到了儒教当中，或者可以说是儒教综合了佛教的一些思想，就好比综合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一样。
当然佛教讲究敬天地鬼神的思想，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中国人因此接受起来很容易。
敬天地鬼神，但远离之，这是儒教对宗教的一种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佛教中获得美好来生没有太大的冲突，于是佛教和儒教有机会结合起来。
而道家讲究的人性解放、自由，当然不能被儒教接受，但是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顺从的思想，深得儒教和佛教的喜爱。于是，聪明的管理者抛弃了道教的自由思潮，将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成一体，并以儒家为尊，形成了中国宗教的既定模式。别忘了，儒教本来就是个大杂烩。
儒教产生于奴隶到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战国初期。所谓封建社会的“封建”，其实就是指土地，封建王朝便是关于土地制度分配的王朝。
《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左传》也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
所谓王土，王权，对后面的朝廷来说，只有政治意义。但对于上古封建制度却有着实际的经济意义，而与贵族政治相连的经济制度，便是中国名扬天下的井田制。井田制很有意思，中间的口字一般是贵族的土地，它占有整个土地的一大部分，而其他部分则分配给了种地的佃农（就是帮助种地的老百姓，称助耕之农）。
助耕之农自己分配到的土地面积很小，他们常常帮助乡里的地主、卿大夫种植中间的那块大的，无边无际的土地，有空的时候再种自己那块小得可怜的小块地。在和平时期助耕之农便是如此为贵族的卖命，在战争的时期，他们还要代替贵族去服摇曳和兵役，到前线去为他们卖命，往往不知乡里几个人能平安的回归。根据历史学家的考察，中国古时的徭役死亡率很高，服兵役更是九死一生。
井田制被秦国商鞅变法给废除了，评论家称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历史进步。然而，井田制真的存在吗？你想想天下之大，土地广袤，哪能够将土地如此均匀的分配给天下的豪主呢？但是汉唐儒家学者称的确存在井田制。还有人认为井田制只不过是儒家的理想罢了。
根据秦汉间非儒学者的书籍记载，古代人似乎真的有井田制，大体的意思是土地实际全部都是贵族所有，而助耕之农均为奴隶。
商鞅变法的时代。“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农奴被商鞅解放以后，一些老百姓趁机崛起，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阶层，井田制导致商人阶层有机可乘的去占有土地而获得势力。这样一来，孔子受不了了，他认为啊，王道坏了，人民堕落了，很不爽。于是他要效仿古人，推崇诗书礼仪乐等上古经典著作、并加以编纂。
但无论如何，井田制的破坏，百姓可以获得解放，有机会成为富裕的大地主，大富豪，成为上古中国经济制度的一次伟大的变革，有些改革开放的意思。这种变革起源于春秋，完成于汉中期，在这数百年时间里，正是中国社会进化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不习惯旧制度的崩溃，提出“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的观点。
老百姓有了土地，贵族就不乐意了，于是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挺身而出，为维护旧制度而出谋划策，寻找机会。孔子便属于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然而，改革已经成功，乃大势所趋，不可能因为没有实权和势力的区区儒教教主孔子就能改变得了的。但孔子有本事啊，他著书立传，四处游说各国国王，道理又是上古时期的名家思想，谁能说不好呢？这样一来，支持孔子和反对孔子的当然也都会很多，他们与孔子拥有同样的心理，著书并开私学馆授徒，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向国王，大臣，老百姓灌输自己的思想概念，这样一来，便如荀子所说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立足。
中国哲学各派别在这一时期纷纷的出现，这个时期正处于各国纷乱的过渡时期。很少有国王考虑言论自由的好坏，也没有加以禁止。于是这一时期成了中国一个言论最为解放的大时代，称为言论自由大过渡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
百花齐放一直延续到汉朝初期，直到文帝执政。文帝喜欢黄老之术，也就是祭神、占卜加之窦太后也喜爱黄帝、老子的故事，提出修黄老术，治民于清净。
在孝文帝的时期，天下著书的人实在太多，而儒家哲学也在汉初完备，成为哲学。
自汉武帝开始，董仲舒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得以进行以后，于是自春秋以来，中国言论思想极其自由的空气突然就消亡了，代替的是将孔子奉为圣人的儒家哲学。
汉武帝，董仲舒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沿用了秦朝李斯的政策。有了这种政策，我们仍然回归到儒教老祖起初的目的，为了封建土地的根本制度才出现的儒教。到此时定然要以农为本，轻商抑商。这种农业思想使得汉朝将农民编户入册，开始安心的自由种地，当然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得交租纳粮啊，比例很高。
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变动过。
关于孔子儒家经典广为流传的仁义理智信和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都知道孔子编写过《春秋》，但是对于《春秋》里具体的内容却不一定熟悉。
汉朝上大夫胡隧曾问过司马迁：“为什么孔子要编写春秋这本书？”司马迁是这么说的：“我也听董仲书先生说，他认为周朝王道衰败时，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官职（最高法官），大臣王亲们记恨他、阻碍他，在和一个姓季的大臣的争夺中处于下风。孔子自己知道不能在鲁国担任这个职务太久，于是就把从鲁隐公执政时期的历史到鲁哀公时期的历史共242年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描述和褒贬。这就是《春秋》的内容，孔子希望《春秋》作为天下的准则，书中极尽所能的贬斥昏庸无道的天子，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祸国乱政的大臣，他希望通过几十位君王，数百位大臣的功德过失，来促使当权执政者能够洁身自好，致力于国家和事业。”《春秋》阐明的就是这样的王道法则，它对如何明辨是非，忠奸善恶、犹豫不决的事、称颂好人好事、痛斥坏人坏事一一揭示。同时，它还呼吁尊重人才，贬低庸才、延续宗祠、补救衰败，振兴被废置的事业加以详细说明和分析。这就是孔子心中的真正的王道。
《春秋》描述了36个君主被杀，52个国家的灭亡。考察了他兴衰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忘了根本---忘了礼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是天下的大过失。
于是孔子推崇夏商周的王室的治国之道。“孔子的东西太多，太杂乱，让人无从下手，它的内容太过空洞，没有具体的治国之策，单纯推广放置四海皆准的仁义礼智信和君臣父子长幼等级的关系，让人难以琢磨。”汉朝上大夫胡遂如此评价。他专门研究过孔子的春秋和儒家教义，然得出了上述结论。
一位中国君王曾问过北部民族戎狄族的一位大王。他问：“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学说和治国之道，反而不如你们蛮族简单的、原始的治理方式管理起来更加容易呢？
蛮族的大王是这么回答他的：“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没那么多仁义礼智信等等的信条，我们的信条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忠”字。宰相要对大王忠，大王要厚待和罩住宰相，不让他受欺负。宰相忠诚的执行大王的命令，那么宰相的部下再忠诚的对待宰相，而宰相反过来也要罩住他的部下，不让他的部下受到欺负。依此类推，基层官员要求老百姓对他们忠诚，而他们要照顾好老百姓。就这么简单。”
如此看来，儒教确实有太多太繁琐的内容，有些令人不知所措。于是反对孔子，儒家的法家出现，法家认为：像孔子之类的私学馆太多，他们渴望获得君王的重用，并依靠他们的学说治国，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现在追求自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国家组织关系日趋复杂，人际关系日益疏远，因此法家主张随着时势的发展，顺应时局的变化，树立风俗应用于人事。建立具体的法律条文，尊重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的关系，简明扼要。
管仲喜欢法家思想，一些国家后来也采用了法家的条文管理国家。相比儒教，统治阶级实际采用法家的策略多些，因为容易操作。
但是法家不分亲疏远近，一律依法严办，与长幼、父子，君臣的情谊又有些背离。这便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在法令与情理之间的一种冲突。
于是阴阳家就出现了，阴阳家其实在当时也很受重视的。阴阳学在当时被称作方术，注重吉祥与坏兆头，忌讳的事情很多，使人受到拘束而畏惧的事情也特别多。不过它主张顺着四季的顺序、秩序去行事，却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来说，道家主张的“无为又无所不为”的主张也特别容易施行，但是道家的学术文词艰涩难懂，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其自然为实践的原则，说圣人不重技巧，顺时通便是原则，虚无是道的规律---顺应时势是君主的纲领。道家认为精神是生命的根本，身体是生命的器具。说只有空话不去听信，奸邪就不会产生，贤才，庸才自然就会分的明白。
道家的很多思想其实非常有用，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实在是有些飘渺，所以统治者只采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流派叫墨家，墨家的要领是兼爱、仁治，强调节俭。节俭是墨家的一个根本的强国富民之主。
但是如果过于节俭，就难以遵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非常容易懂得，因为人类的天性有享乐的倾向。
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最难根治的顽疾，而腐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享乐的天性。
墨家要求人们节俭节用日，如果这样一来的话，这人的天性不就被违背了吗？所以他遭到了很多人在内心里的抵触，尽管嘴巴上不会说出来。
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杀贪官，杀到了有些县衙、州府甚至没有主官去上班的程度，但是只要一派个人去赴任，贪污就会继续进行，而且一个比一个贪得厉害。
怎么解决腐败和享乐问题之间的这个对冲的矛盾呢？
那么我们先要弄明白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问题。中国哲学注重是什么，而不注重有什么。
假如某人是圣人，那么这个人即使毫无知识，也是圣人；如某人是恶人，哪怕他学富五车，智慧过人，他也是恶人。
如果清政府说清朝是民主的，哪怕慈禧太后这样的毒妇执政也是民主的。如果说刘邦是天子，那么刘邦的娘一定不会怀了普通人的孩子。总之，我们哲学的习惯是，我们是仁政的，孝顺的，和谐的，就够了。反过来，具体如何仁，如何孝，如何和谐的细节，条款里面有什么具体描述？这个“有”字无关紧要（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非常支持这一观点）。
这很要命，它会导致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官员和政府部门不作为，要处理，这是中国封建王朝规定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怎么处理？具体有哪些处理的措施？哪种情况下被认定是不作为？对于某一类别或特定情况的不作为，又要如何具体的处理，由哪个部门来执行监督？这些都没有！
我们是要处理，但是我们却没有具体处理的措施，方法和部门以及责任人。
所以，我们只要说要处理不作为的公职人员，这就够了，这就是个“是”的道理。--很含糊啊。
可是，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制度去处理他们呢？
好，明白这个问题，腐败问题就不难根治了。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觉得应该要推广推广，毛****曾说过一句话。他曾说:“我的话儿出不了中南海。”
可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央政令格外的顺畅，官民一体同心共同抗疫，违规者一律被严肃地处理，无论官职大小，无论他的身份高低，触碰红线就按命令处理，这便是我们现今政策的优越性，它能出中南海。
说起来，中国最难根治的三大顽疾是，集团利益、不作为、渎职。
这三大顽疾是历代中国王朝都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哲学的“是什么、有什么”的这种思维，可不可以考虑将这个“有什么”补充起来，来解决集团利益、不作为和渎职的三大顽疾呢？
说起来，戎狄族大王的那种简单法则，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位中国香港留学生和一位美国同窗好友，两个人在美国常常乘坐地铁，中国同学发现美国同学是非常的规矩、有秩序的上下地铁，从不违规。
有一次，美国同学到香港的中国学生家里玩，在香港乘地铁的时候，美国同学却建议香港的朋友只买一张票，然后两个人一起进站。
这种方法可行吗？可行。因为进站口的电子转动杆有延时的效果，如果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进关卡，就不会被电子杆察觉有异常，一张票就能够允许两个人过关。
香港同学觉得他到了香港来以后变了性格了，于是就问：“为什么你在美国的时候，那么的规规矩矩，可是到了我们香港，你就开始聪明的要我逃票呢？”
你猜那个美国朋友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嗨，在香港乘地铁逃票被逮住了，最多被老大妈批评一句，补一张票就够了。可是在美国被逮，那就要进社保卡失信记录名单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死定了，将来连工作都找不到。”这个故事就是有什么和没有什么的区别。
你可以让欧洲德国汉堡的市长去腐败腐败，你让他给你打个招呼，写个条子给汉堡大学修草坪的工程，在投标时给予方便试试？对不住。那个条子我估计你拿不到，市长不会给你写，就算你是市长的亲戚，万一拿到了那张条子，那张条子也没有用。因为汉堡大学根本就不会搭理市长的条子，市长管不着他们，你想腐败，你都腐败不了。
在德国，你就是总理，要打这个招呼也不行呐。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表弟在洛杉矶当市长的助理，有一天啊，他的另外一个中国人朋友跑到了那边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帮忙找政府给自己投资建厂的企业的大门口修一条更加宽广的马路。
这个要求不过分的，市长助理也是个华裔，抹不开人情面子，通过他广泛的人脉关系，从洛杉矶绕到了加州，再从加州绕到了华盛顿，最后绕到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真的写了一个意见给到州财政局，理由是帮助外国投资人在加州更有信心的投资。
加州财政局看了总统的批示，大笔一挥，签字说：同意，请总统大人批一笔钱过来。哈哈，故事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最后这个朋友的马路是没有修成功的，因为总统是不可能把钱批过去的。
明朝的朱元璋老先生，他只管查贪官，杀贪官，却不治理贪官，不限制贪官的权利，也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去限制县、州官使用权力，人家能不贪吗？这就好比放任一个流氓到了漂亮女生的澡堂，能不色眯眯吗？
所以说光靠孔子的教育恐怕不能够完全凑效，还得让地铁站和失信记录捆绑到一起，才能有效保证乘坐地铁的秩序井然。
“儒教缺乏要领，用力多而功效少。”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评论。
阴阳家行不行？阴阳家对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有一套“宜”、“忌”的规定。认为人如果顺应这些，就会昌盛发达，反之就会衰亡。可是阴阳家依靠观察天象气候来指导人生似乎有些遥远了。名家如何，它注重名、实关系，引导人反省自省、苛刻细查、纠缠不清的名家，太拘束于名，而容易失掉对事物真相的认识。
那么法家如何？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分高低贵贱，一律依法来断案，实在是很容易操作的，但是法家的这个思想违反了儒教的尊重长者、上位者，与子尊父，妻尊夫、幼尊长，臣尊君的思想相对冲，被认为太严酷，而缺少恩慈，不能长久执行。
由于儒教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法制化道路是十分艰难的事实。
当时，老百姓的人品如何呢？
老子说天下大治的时候，邻国遥遥相望，鸡犬相闻，人民自认为饮食甘美，服饰漂亮，安于乡俗，乐于作业，并老死不相往来，而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描述。
周朝的时候，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使女红技巧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又流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这样一来，财富归到了齐国，像绳子一样的连接起来。于是，齐国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子供应天下，络绎不绝。东海和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端正好衣服，恭敬的前往齐国朝拜。所以说齐国的富有证明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丰而晓荣辱。”
所谓君子富有了，就会施仁德，小人富足了，就乐于发挥自己的余力，比如捐款。
“家有千金子弟，不会在街市受刑处死。”这句话并非空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了这些原理。它们与儒教也是不相同的。
西周人白圭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使他大发横财。白圭还说：“我从事经营，学尹品尚的谋划策略，孙子吴起的运用兵法，商鞅推行的法令。”
邯郸的郭纵靠冶铁起家，富可敌国。可见中国老百姓很现实，儒家教育似乎只能在当时贵族的王室里流行。义利、利义学说，在民间争执很大。汉朝的时候，海内统一放了关卡，桥梁，因此，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凡是商品皆可流通。
长安地小人多，民众日益玩弄机巧，从事被王族看不起的低贱的工商业。
关中以南盛产的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竹器，巴蜀南多出童仆，而西边出马和牦牛。当时的长安京城，关中的人口占了3/10，财富占了6/10。
然而，中山地区贫瘠，人口众多，沙丘一带还有殷纣王当年淫乱的遗址和殷人的后裔，他们常常结合在一起，烧杀抢掠，盗窃、造假，奸淫，美男子做昌优，美女卖唱做妓。
邯郸是漳水和黄河之间的一座城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这里的老百姓好斗气、任性为奸，有卫国遗风。
燕国民众强悍，缺少思路。齐国土地的百姓好长舌，勇于持刀行刺，但是却害怕聚众斗殴，当地的士农工商齐全。只有邹鲁之地濒临泗水，仍有周公的遗风，他们的民俗好，儒学礼仪完备，百姓小心翼翼，有蚕桑、大麻的产业，但是地少人多，人们节俭，吝啬、怕犯罪，但是后来当他们衰败时，便喜好经商，比周地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充分的证明，仓廪实而知礼节啊。
雷泽地区的人庄重、宽厚，多有君子，喜爱农耕。而越、楚两地有三种风俗，从淮北的沛郡到陈郡、汝南西部地区民俗彪悍，地贫人穷。
江陵西面一带和东部云梦一带富饶，民众多为商人，民俗则清白严谨，重视诚信。
闽中、南楚地区一带的百姓喜好言辞、花言巧语，缺少信用。
南阳一代的颍川人敦厚老实。
长江，淮河，宛城一带的民俗杂乱，喜欢多事，喜欢经商。
当时民众有一个信念是关于百姓的：财富和人的地位的：凡是普通百姓，财富比别人差十倍，就会卑下屈服对方；相差百倍就会畏惧对方；相差千倍就会受到对方的驱使；相差万倍就会成为对方的奴隶。
以贫求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不如做买卖，这种淳朴的百姓思想与儒家经典相去甚远。
有一个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讲话太含蓄了，说话有很多歧义，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歧义呢？在英国人的心中，中国人嘴上说的和实际上内心所想的不一致。这个英国人对19世纪期末的中国人的习性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他没有考察这种含蓄习俗的来由。
其实从先秦两汉时期开始，中国模糊的文化便已经产生了，出生于孟子之后的邹衍，是一位阴阳家，他目睹统治者越发的荒淫奢侈，不能推行德政，中国人、中国学者都渴望德政。于是他想，如果能够推出自己的主张，教化统治者用高尚的德行去衡量自身、就能够影响到老百姓跟随和效仿，就可以获得成功（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期待用法律条文限制君王，而期待君王自律）。于是，他成了一个天文学家，多年潜心的研究天象，了解天地间的阴阳交替和万物生长，死亡的变化过程。写出了《始终》和《大圣》等共计十多万字的长篇著作（在古代，10万字是非常的长篇了）。
但是这些话都是漫无边际，不合常理的。他往往是先验证一些细小的事物，然后推广到其他方面，以至于理论可以无所不包。同时，他记录了历代皇帝，君王，国家兴衰的道理，专门记载那些与吉凶有关的制度，推而广之。
不过仔细研究邹衍的结论，发现他口中的赤县神州无非就是说地球很大，中国很大，归纳他治国的要略，却又归结到仁义，节俭。他希望君臣上下，亲友之间要仁义节俭。各国王宫大臣最开始听他讲的道理肃然起敬，但是讲完之后又无所适从，不知治国方略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之前已经讲过了，你要那些帮皇帝打天下的人去节俭、节欲，谁还帮你打天下呢？
邹衍的学说就是非常含蓄，模糊的，为了传播政治管理学，却绕至了天文学。
齐国的淳于髡是一个十分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梁惠王的一个门客引荐他，梁惠王听闻其大名鼎鼎，便单独接见了他，淳于髡和大王对坐，一言不发。事后，他就离开了。梁惠王不明就里，便再次接见了他，淳于髡依旧不说话。
事后，梁惠王奇怪就问那个门客：“你说他的才华超过了管仲，可是他跟我见个面，我一无所获啊，因为他一言不发呀。”
门客也感到奇怪，他就跑去问淳于髡，淳于髡是这么说的：“我初见大王，发现他一心要去打猎游玩，就没说话。第二次去见他，他又想要音乐娱乐，见了两次啊，我都发现他是这么个想法，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只好默不作声。”
梁慧王见他有如此的神通（其实这种神通也不过就是察言观色罢了，现今一个20岁的长沙大学生，估计也有这个本事。）立即的盛情的招待他，并赠送千金。
梁王似乎已经根本忘记找淳于髡的目的了---告知他治国之策。
我们再说一个人，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一位王族的公子，传说有爱贤能尊重门客的美德。
一天，一个老百姓家的一个坡子，步履蹒跚的去打水，经过了他们家，他们家养了一个美女，站在楼上，见到了这个坡子，然后就嘲笑了他。
第二天这个坡子去见平原君，说要平原君杀了这个美女。平原君讥笑了坡子，说他异想天开。
过了一阵子，他发现他的门客突然有很多人就无声的告辞，所剩无几了。他大吃了一惊。然后请教了一位还没有离开的门客，这个门客告诉他：“你把美女杀了，并向这个坡子道歉。你要留住爱贤能的美名呐。”平原君无奈啊，只好把这个美女给杀了。可惜了。
但从此后，他的门客又多了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含蓄，齐国人黄生对汉朝的景帝说：“帽子虽然破，但是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新，也一定要穿在脚下。”
你看他这种话说的含蓄、很模糊吧？英国人肯定是很难理解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黄生对汉景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帝呀，你做什么都要讲究名分，要按照名分来治国，于是他含蓄地打了一个鞋子帽子的比喻。
可是按名分治国，无论其思想对不对，都不能因为一个帽子的比喻，便让大汉的天子了解怎么解决名分的问题。中国古人绕圈圈的这个思维就是这样形成的。
独尊儒家的推广人汉朝董仲书的治国之策，就是这么的绕圈法，绕到风雨雷电上面了，他被任命为江都国相时，依据《春秋》中自然灾害的特异天气现象的变化来求雨。他认为求雨时要关闭阳气，放任各种阴气。而求雨停的办法正好相反。在测试时，竟然灵验了好多回，你说奇不奇怪？
因为他的这种或许是偶然的灵验，使他信心百倍的向全国推行，并撰写了《灾异之记》，恰逢辽东高帝庙着火，一个叫堰（音）的嫉妒他，将他的书上报天子，说里面有讽刺王朝的内容，于是董仲书被司法机关判了死刑，好在景帝怜悯，赦免了他。
于是他躲起来，依据《春秋》编写了《公羊春秋》，希望朝廷根据春秋的义礼，来公平的断案，这就是董仲舒推行孔子儒教的关键原因。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儒家在行政上太多，太乱，太杂，难以入手。因此，模糊，含蓄是中国有头脑人的一种艺术。董因为要被杀头了，侥幸逃过一命，才明白不该说的不要说，非说不可的话，就说放之四海皆准的仁义礼智信，谁也不能说这个不好吧？你问问菲律宾，南非，美国，叙利亚，俄罗斯人，他们都会说这个好。谁都一定会首肯诚信，文明礼貌等内容。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王和老百姓，谁能说仁义礼智信不好呢？中国史书已经告诉中国人，从前汴河进献宝玉，楚王却砍掉了他的脚，李斯接近忠臣，却遭到祸害。因此，箕子要假装癫狂，接舆（音）要隐居避世。而因为他们怕遭到直白的语言所带来的相同的灾祸。
中国人交友讲究交心，俗话说，有人相交到白首，交情还如同新认识时一般；有人相交时间很短，却好似多年老友。著名的案例就是樊於期，认识靳柯不久，便斩掉了自己的脑袋，让荆轲用它去行刺秦始皇，这便是交心的至高境界，为信仰而交心。
中国人的含蓄模糊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三纲五常的规矩，妻子，臣妾，弟妹，儿媳妇等都不能轻易地反对长者或者上级。你跟长者或者上级讲道理，说的对方不爱听了，人家就说你顶撞他，然后就违反了天伦，只要你反对了，哪怕你在道理上赢了，上级和长者也会骂你不懂得尊卑礼仪，不懂事。这大帽子一扣下来，你还能怎么办？于是你只好尽量不说。
按照《弟子规》的说法，如果长者不听劝告，你一定要哭着去劝他，即使他打你，你都要无怨无悔。你看明明是长者，尊者错了，你只不过客客气气的指出来他的缺点。他还可以打你，你还不能有怨言。
谁能理解中国古人的这种思想，并真正的这么做呢？
就连现今的中国人要做到这一点，恐怕都非常的困难吧。
模糊中的极致是还不是他们。有一本书更模糊，它叫《周易》，是一部哲学书。他说的内容两千多年来没几个人能真正的弄懂的，今天谁敢说他把周易搞懂了？
而佛教有一句名言说：“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至高境界。
至于另外一些英国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跟中国汉语的语法有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话题，他认为中国的汉语在主谓宾前面要加上很多弯弯绕绕的定语，状语。而且中国语法比较随意，规则不太严谨。
其实作者认为不对，因为中国古文的语法并不像当今的汉语语法，中国古文的语法其实是非常言简意赅的，但是，中国古人和今人都如此的表面谦恭，内心其实是很高傲的，而且自尊心很强。它的哲学宗教却是模糊的、含蓄的，是天人合一、顺天势而为的。
接下来，让我们将历史推进到中国最鼎盛的时期--唐朝。唐朝人用唐诗把这种含蓄写到了极致。当然在这之间，中国经历过三国，三国的时候主要是阴谋家横行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鬼谷子的纵横术、《孙子兵法》，36计、法家思想，对于分裂的中国的各个王是非常有用的，所以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想帮助大王夺天下，捞到自己好处的人，或者真的胸怀天下的人，纷纷跳了出来。但三国的故事流传很广，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在这里呢就把他们的故事省略。而直接进入到更加让外国人看不懂的，含蓄与豪迈并行的--伟大的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