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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消灭一个敌国后，不可能将敌国文武全部换成本国之人。
一来，本国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储备，二来，刚刚攻下城池，需要安抚人心，若全部更换，那么被攻占领土的军民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被驱逐出统治地位的旧势力心生不满、暗中跳动，就会演化为更激烈的反抗。
所以除非以劫掠为目的，大多数时候还是以拉拢本地士民为主，吞并和消化都需要时间，得到本地人的支持，建立统治的时间便能快速缩短，直到朝局稳固了，再开始清算旧国余孽，而那些有着人脉或者运气的旧国遗民，也通过这段宝贵的缓冲期，在新船上寻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级官员是如此，底层的吏员便也同样，他们是潜在的人才库，愿意做实事的人才总是有着用的，在清算完一批上层士官、缺乏人才时，也会从他们之中提拔，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变幻，只要能继续做县长夫人，谁是县长，他们也无所谓。
而清浊之分，在魏齐又高于天堑，说是天龙人和牛马的政治隔离也不为过。
自晋代以降，高门华阀盘踞要津，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寒门庶姓则晋身无路，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
孝文帝改革，则制定了“九流三清”之准则，大抵规定了流内九品诸官，皆是门阀士族的起家官或迁转官，是为清官，无事而清闲，有禄而优厚，地位清要，迁擢迅捷；而九流之外，复为七等，这便是寒门庶姓充当的卑职，亦即浊官，事繁而任剧，禄寡而权轻，地位卑微，迁擢迟缓，如此便以皇权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规定以流内和流外做为清定士庶流品的分界线，从而正式制定了官职清浊。
流内九品为清官，那么三清，便是清上加清，是最高等的清官，也只有身份地位最高贵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四姓才能担任的官职。
这不只是皇权笼络这些重要士族的手段，也是这些士族的政治需求，士族绝不愿意降低身份，自沉浊流之列，直至如今的齐国，也仍是这番旧俗。
而包括郡守县令等官，虽然在九流之内，也仍不算是清官，毕竟有太多具体的俗务缠身，贵族子弟不愿远离京城，也不愿费心干这些破事，因此这些官员入浊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于在旧魏一朝，文官不一定都是清官，但武官全部都是浊官！
当初高欢去洛阳述职，回家就变卖家产，说是看见了羽林军哗变，焚烧征西将军张彝的宅子，朝廷怕武人作乱而不敢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由此开始积极备战魏末乱局，“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而这个事情的矛盾爆发点便在于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制定选官流程，“且不要让武将们进入清品高官的行列”。
这直接引发了禁卫武官们的不满，几将率领千人，先是去尚书省抓张彝的长子张始均，结果没抓到，便直接去张家放火烧宅子，张始均、张仲瑀翻墙逃跑，武官们就抓住张彝暴打，张始均逃回来请求代替父亲受罪，于是被殴打后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而后张彝两日后去世。
结果北魏对这件事的处理，也仅仅是杀死了为首八人，其他的就用大赦放过了，武官也可以按资格入选清官，这件事对北魏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明示了北魏朝廷的虚弱，直接催化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权谋家。
这也是每个朝廷的两难之题：若断绝上升通道，则下层不满，轻则抗议，重则造反；可若开放通道，先不说士族是否愿意，也许若干年后，皇帝会被一个猛人速通，进而改换大王旗。
说到底，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受到了诸多利益集团的支持，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不是成为了皇帝，就自动有了这些支持，真正的支持需要皇帝自己去争取。
齐国虽然新创，但制度承袭北魏，能做的改革很多，可以得罪的人更多，如何才能尽量得罪少数人、用这些代价笼络住大多数，则看高殷自己的政治智慧。
就目前而言，高殷觉得拉拢这批寒门浊官是值得的，一如不给武官上升通道，他们就敢冲击将军府邸一样，虽然现在武官们不敢如此，也不必如此，但高殷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制，他一死，事情就会开始变化了。
“故此自今日始，如州主簿、郡功曹之流，亦由朝廷下旨敕用之。”
这一道命令，便是针对各地州郡的辟召，限制士族们的力量。
汉朝的地方州郡长官有着辟除掾属的权力，被辟召者通过察举孝廉、秀才等途径，或迁任地方长吏，或跻身朝班，是士人入仕的重要阶梯。
就像董卓这家伙，最初入朝时并不强大，因此需要与自己的恩主袁氏谈好价码，支持朝廷由他话事。虽然袁绍不同意，但袁家又不是只有袁绍，看在董卓是自家门生的份上，袁隗勉强认可了，在董卓擅权期间默许废立少帝刘辩，并亲解刘辩玺绶，他能与董卓合作的原因，便是董卓曾被袁隗征为司徒府掾吏，是自己人。
之后韩馥会放弃抵抗，投降袁绍，同样因为他是袁氏的门生故吏，没认识到时代变了。
在太平时节，这一番操作还没什么问题，但到了乱世，士族立刻就能通过这样的裙带关系获取帝都的最新消息，乃至起兵将名望变现，比如官拜刺史、加将军号而领兵者，在规制上可以开府置佐，府中长史、参军、司马等人都由刺史太守他们自行征辟，好处是刺史们对本地的控制力变强，毕竟部下都是自己征辟的，坏处就是当这个刺史太守出现异心时，部下也大概率猛猛支持。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汉朝是二元君主制，被国家授予官职的，便是国家臣子，君主是汉帝，因此即便刘备入许昌被封为左将军，受到曹操的厚待，曹操也不是他的君主，因为在名义上，左将军是汉帝与朝廷赠予他的官职，他可以感激曹操，但最优先的效忠对象是汉帝刘协。
而曹操在早年成为兖州牧时，发掘了一个叫做于禁的将领，拜其为军司马，这时候曹操就成为了于禁的恩主，于禁的君主就是曹操，他可以优先对曹操，而后向汉帝负责，因为于禁还没有正式进入朝廷的官职体系，此刻他身上的官职是曹操赐予的。
等受领了朝廷官职，他于禁便也和刘备一样，是汉帝的臣子了，只不过反叛曹操，还是继续保持着对曹操的忠诚，就是他个人的选择。
以州郡征辟入仕是大族子弟的常用云梯，在汉末三国屡屡皆是，但晋朝之后，门阀制度建立，高门把持了直接入仕上层的通道，对这区区州郡征辟便看不上了，非得是中央台省或内职近侍等公卿台辅之官，起家就是七品甚至六品，早早在朝廷高官身边熟悉上层政务、拓展人脉，在地方的州郡做苦逼的私属吏，和朝廷没有强力的联系，上级郡守也没有帮助自己升职的能力。
此时经历过魏末动乱，武人抬头，士族元气大伤，在齐国的体现便是张亮、燕子献、高归彦等非士族之人先后拜相，士族为晋阳勋贵所慑，虽然仍掌握一定的中枢权力，但较之以往大不如前。
这就给了高殷操作的空间，如今的汉人士族高门还要仰仗高殷，才能维护住在齐国上层的清官地位，那么高殷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捏着鼻子辅佐高殷，毕竟高殷的知名身份是汉儒，总不能最后把儒生都给打倒了。
既然州郡私属吏是高门士族看不上的，那高殷便在此给予这些流外之官和低等士族以恩惠，将地方州郡的主簿功曹之流承认为中央委派地方的官员，亦入朝官序列，顺便将州郡辟士之权一并纳入朝廷，地方的刺史太守仍可以自行征辟，但必须上报朝廷，且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如此便能在制度上限制地方长官建立私属班底，从而杜绝汉末董卓韩馥之事。
“如此一来，既削弱了地方大族之势力，又加强我中央齐廷之权柄，朝廷由此强盛，而各州俯仰之，不得违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