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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卢恺传》云：“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陆彦师传》也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这说的是西魏时期，苏绰制定《六条诏书》，罢门资之制，选举不众门第，之后宇文泰又仿照周官实行了六官制，打破了魏晋以来的清浊分途。
说得好听，吹牛逼而已，纯是后人贴金，谁信谁是笨蛋。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么容易改革，那么此前的统治者在干什么？是你宇文泰聪明绝世呢，还是其他人蠢笨如牛？独你机灵，别人都没发现？
要知道，目前为止高殷所做的改革，都是建立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稍稍推动就能有明显成效的创制，无论均田还是屯田还是法律，基本都参考了高湛在河清三年的改革，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哪怕是朝廷亲下中旨“敕用州刺史、郡功曹”，在高纬时期也是存在的，高殷不过是把那些注定不能登位的家伙们，将他们的改革一并笑纳了。
所以宇文泰不可能在完全脱离九品中正制和北魏清浊分官的背景下，独创一个新的人才选仕通道，尤其是他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拉拢国内有力阶级，维护以宇文泰为首的军事贵族的主导地位，就更不可能改革得彻底。
而且西魏的开国功臣多是关陇士族，多是世代冠冕的高门华阀，又是执掌权柄的当朝权贵，在后世甚至被称作“关陇集团”，光是这个出身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放弃从祖上传下来的特权。
因此，虽然苏绰的《六条诏书》说得极美，所谓“罢门资、擢贤良”，实际上中正一职仍为高门大族所垄断，仍以九品论人。
更过分的是，宇文泰入关后，便让诸姓子孙中有功者为宗长，自行编写谱录，“传承”祖辈事迹，以为吏部铨选的重要依据，说白了就是跟我入关的都是哥们儿，大家互相支持，族谱自己写，祖宗随便认，之后吏部会承认你们所写的小说文稿的，你们也要继续支持我们宇文氏上位。
在这种背景下，杨忠李虎李穆等人的祖宗到底是谁，甚至是否汉人都很难说，毕竟一个胡编乱造的国家在将来胜利了，他们的诡话就成为了现实，也就糊弄了后世。
苏绰的“罢门资、擢贤良”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门荫入仕，门阀的确在周国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改名做了八柱国，“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八柱国多为当朝权贵，其子弟则例以“父功”、“父勋”荫任为官，像是独孤信之子独孤善，“以父勋，封魏宁县公”，不只是他，凡功臣之子皆可以门荫入仕。
在这一点上，齐周两国是半斤八两，门荫入仕的子弟比比皆是，不过齐国倒不会四处嚷嚷说自己“罢门资、擢贤良”了，更不会胡扯什么“齐氏以降，选无清浊”之类的鬼话，毕竟做人还是要诚实。
不仅如此，西魏、北周还有“世袭州郡县”之制，一些州郡县地方长官例由当地豪族或巴氐豪酋世代相袭，这也和周国孱弱的现状所相合，周国比起齐国，力量薄弱许多，必须团结起军力，而无力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因此在策略方面更倾向于绥靖安抚，至此时州郡县仍为当地士族或豪酋掌控。
“这有利也有弊，利则在于彼等可以少耗资靡而婉全其地，弊嘛……便是我齐大军一至，彼等便容易动摇。”
毕竟不是国家亲自委派的兵马，只要齐军长驱直入，有大胜的可能，就会有大族望风而降。周国总体国力不如齐国，是二十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在周国还未能将各地权力收归中央，甚至皇帝也还是权臣的傀儡时，齐国不仅摆脱了宗王的桎梏，且还将手蔓延到全国各地，牢牢地将权力集中在朝廷内。
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如此，在最根本的官制上进行改革，向外的延伸便能事半功倍，反之，不敢对真正的矛盾中心动刀子，那越改越累，会出现王安石那种怎么变法都是错的情况。
“我朝官分清浊，流分内外，似是江海，看似殊途，实则暗流相通。江河奔涌，终入海渎；海气升腾，亦化为云雨，回溉山川。这般往复流转，生生不息，方成天下活水，朝局生机。”
接下来的话，高殷也有些犹豫，这项改革可能是要扯到蛋的大步子，若他再稳坐五年，积攒了足够的威望，自然是能改，但现在还有些不足。
不过这种事还是早做早好，于是他一闭眼，接着迅速睁开：
“中央之官亦需考课，以示天下文德满朝，若不通文墨、官政、法理便身居高位，何以称清流，何以为国家栋梁？”
近臣们面面相觑，思索了一会儿，大致认同了高殷的话，他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就当是在朝中对抗群臣的预演，现在先怼回去，之后上朝便有挽回的余地，不至于让群臣质疑得哑口无言。
或许会有臣子以各种理由搪塞，像是德行不需要用考课来表现，不过这种说辞想来也少，一来士族的根基就是治书经典，考课就是他们展示的舞台，而与考课绑定的学习、授课便是他们早年的主要活动内容，因此敢这么说的士族，大概率是要被高殷骂“数典忘祖”的，若是言论再被高殷捉住痛脚，大肆宣传，那被开除出高门，沦为浊流都有可能，至少家族不会愿意陪着这笨蛋沉沦。
因此这头一句话大概不会遭到强力的反对。
“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高殷说完，立刻就有近臣起身：“此言即出，便道国家吏部铨选官员的制度有差，使贤人不得其位。”
高殷立刻回应：“此制因循魏旧，颇存疏漏，当年羽林哗变，正其弊之所显。据实情而更张，量时宜以损益，庶几制度可任新用，便是好理。”
那名臣子觉得妥当，便坐了回去，随后又有一臣起身：“以法家之论列于朝堂，恐不相容耳。”
高殷摇摇头，果然不能冒出倾向。法家致力于把君主打造成一台冷酷的权力机器，也努力将世间的所有权力运转到君主手里，自然会本能地讨得君主的欢迎，毕竟成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这种事，实在是历代统治者的梦想。
但相对的，那些君王之下的臣民必然会对自己的权力被剥夺而感到不满，自发地抵抗起来。而且高殷此时才登基不久，便有了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倾向，假以时日，没准会让齐国变成一个法度之国，成为下一代赢秦。
当然，现在也不是战国秦时，那样会导致亡国的后果，高殷和他的臣子们都明白，权力不可掠尽，还要适当的松缓一些，让下面的人能透得过气。
而作为高殷的近臣，他们也会分润到一些权柄，这足以使得他们成为帝王之下的有号人物，因此这人倒不是反对高殷以法家治国，作为近臣，必然是支持高殷的，只是在提醒高殷不能把这种心思表露得太过明显，以免激起百官的反弹。
高殷颇为苦恼，自己是皇帝，也有着实权，但齐国这辆大车并不只有他一人，他还需要为整车乘客做考虑。
因此他还是把接下来的话说出来了：“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流内诸清，当证其清，月擢一试，以确明朗；流外浊官，也未必尽浊，亦可通由考课自证其清，使才干显闻，入流显贵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