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记住【笔趣阁】
biquge365.net，更新快，无弹窗！
第十四章，儒教日本行
首先要说一下，儒教这个单词，在韩国和日本用的非常普遍，韩国还将儒教视为宗教，并设立了一个奖项，叫做孝道奖，韩国人80%以上都信仰儒教，并将“孝”视为首要。
今天，在日本也是一样，普遍的认定儒教为一种宗教。而中国说的儒家主要指一种学派，曾经古代中国说的儒教也包涵一种教化的概念在内。
在中国，汉朝的时候就开始遵循周礼，设立了一种叫做巫女的神职，主要负责用于求雨。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巫女的职业依然存在，巫女又称为“神子”，是日本神社中辅助神职的职务，在某些场合下也会被称为舞姫或御神子。
巫女们的服装一般由白色的和服内衣、白色的和服外衣、红色的和服裙子三件组成。脚上穿白色的和服袜。
如果女生是长发，必须要用白色的檀纸包着，再用麻线扎上。
你今天如果到日本的神庙里面去旅游，可以看到巫女会为你跳舞，为你介绍一些有关神庙的宗教性的内容。
可见日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穿越时光，去看一看儒教在日本的发展轨迹。
很早很早以前，日本人就被独立的安置在被大海与亚洲大陆隔离开的日本列岛上，过着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日本列岛通航，前往朝鲜，中国等地，日本才慢慢的发展起来。
公元前9000年左右到公元前三世纪，日本列岛和大陆便已隔开，当时的日本人学会了制作黑色的陶器，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外部有草绳似的纹路，有些甚至还带有简朴的凹凸不平的美丽纹饰，考古学家称他为绳文式陶器。日本这一时期的文化叫做绳文式文化时代。
他以日本本州的中部和东北部为中心，遍布于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各岛当地居民大多住在沿海地区。以渔猎，采集为生，没有房子，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群居住在海岸附近的竖穴中（从地面向下挖掘半米深的方形或圆形的坑穴，中间立有木柱，四面和天花板用草木围合而成）。人们在那里居住，抱团取暖，共同对付可能遇到的伤害。通过陶俑制作，可以看出来日本对女性身体的崇拜证明在原始社会，他们是母系氏族社会。在古日本语言中“亲”的第一个含义是母亲，母亲就是祖先。日本人在一开始也过着只知其母，而不知有其父的群婚生活。
八世纪初的常陆国（今茨城县）地方志《常陆风土地》里面有文记载，在常陆的筑坡山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聚集在这里，一起快乐地唱歌和跳舞。参加者以未婚青年男女为主，夹杂着部分已婚人。在举行一种叫做媱歌（音）的节目里。他们彼此间可以与自己喜的人发生两性关系。
在古代日本，这种风俗普遍存在，爱媛县新田八幡宫的庙会，德岛县东北神社的庙会，京都府县神社庙会等都有这种类似的性解放日。
在日本古语中，“妹”和“哥”的用法与今天不同。妹是男子用来称呼姐妹，情妇或者妻子的，哥是女子对兄弟，情夫和丈夫的称呼。当时日本有“普那路亚”的单词，意思是一些血亲，同胞兄弟，表兄弟跟若干女子共同结婚，这些女子被称作普那路亚。
日本古典记载古代天皇和贵族们娶妻常常将她的姐姐一同娶过来的案例。
日本原始社会以女子为尊。伊氏神宫中的神社中供奉的大多为女神，有一个叫大气津比卖的女神，哺育众生所需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从她的尸体上产生出稻、栗、麦、小豆，大豆和蚕，并创生了日本农业。
在公元前三世纪末中国的战国末年的秦汉交接时代，中国农业耕种的工具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日本进入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并存的时代。中国农业传播到日本，加速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叫做弥生式文化时代。农业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一些氏族内部开始出现了富贵贫贱的不同阶层，一些富贵贵族逐渐出现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男女婚姻进入到相对稳定的一对一配偶的关系，被称为对偶婚。对偶婚导致一夫一妻及其子女为基础的对偶家庭的出现，于是个体婚姻逐渐取代了群居婚姻，这种制度逐渐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招婿制度。
直到今天，一些日本财团家族还在员工中寻找具有继承能力的养子，以接替家族企业。种现象很普遍。招婿制成为日本奴隶社会的主要家庭经营方式。招婿的意思就是男的到女家落户，男子将岳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在中国叫做入赘。
公元645年。日本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为首的一批革新派，开始以法治完备的大唐中国为范本，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经济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他们推翻了奴隶制社会，奴隶社会在这一年结束。然后拥护孝德天皇即位，改元大化。至646年起，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土地收归国有，取消奴隶制的私地和部民制，代之以授土和食分，确立行政机构，中央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是国，郡，里，实行班田收授法，统一税制，征课租、庸和杂役等。大化革新，巩固了日本家庭招婿制的地位。
到平安时代（公元794年），日本一夫多妻制形成，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奴隶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这个时候日本的一夫多妻制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今昔物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三河国的郡司有两个妻子都靠养蚕过活。有一段时间，前妻（第一个结婚的妻子，并不是已经离婚）养的蚕全都死了，丈夫对她冷淡起来，搬到了后面妻子的家里去住。过了不久，前妻的蚕又活过来了，于是他便搬了回来住。这个故事说明了日本一夫多妻，以物质成为家庭婚姻生活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的性自由被渐渐的剥夺，而男子的性自由没有受到损害，这种情况的出现跟儒教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
儒家教育最初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公园285年，应神天皇16年，百济国（朝鲜）人王任携带着《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来到日本，儒教就从此在日本流传开来了（今天有争议）。
公元七世纪后，日本派大批使者和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儒学，儒学大规模传入日本。公元592年到公元622年，圣德太子执政时期，他亲自制定17条宪法，其中有15条的内容多半采用儒家经典成语或者儒家史料作为法条。公元701年，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或国学内使用，以博士和助教为导师，以《周易》、《尚书》、《以礼》、《周礼》、《礼记》和《春秋左氏传》为教材，而论语和孝经规定为必修课。此后不久，周易也成了必修课。
这一时期，儒家的伦常、家族道德观念也开始深入到日本人的生活中，就连官方律法也仿照中国的法律建成：乡户为独立经济单位，田土由乡户按人口数分配。租税由乡户交由政府，一家人以男子为户主，子女追从父母性，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日本父系氏族替代了母系制度，是经过曲折的长期斗争过程才最终完成的，这种改革多多少少儒教的传播有些关系。
公元757年，孝廉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孝经，奖励孝子，地方政府要经常表彰这种行为。在日本奴隶社会制度下，由于经济落后的缘故，儒教的发展实际上局限在贵族中，称为高雅的礼教。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家族谱上的女性不再写名字，只写一个女字。男尊女卑开始出现，女人不能用真名字，只能用假名字，真名字除了告诉自己的丈夫之外，不得对外使用。日本贵族女子也只能用父亲的本名或“名”的一个字，加上一个“子”为名，因此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的下降，包括为丈夫守贞，而丈夫不必为妻子守贞，这一点与儒教并不矛盾。
公元八世纪，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奴隶们们受不了剥削，纷纷放弃田地逃逸，逃到贵族和寺院的领域，许多自由民也纷纷的沦为奴隶，乡户制崩溃。代替它的是以户主及其妻子为中心，由户主夫妇和有血缘关系的直系家属，旁亲组成的大家庭为单位。这样的有势力的大家庭，一般都是当地的奴隶主，他们和贵族寺院一样，到处开发土地，扩充领土面积，逐渐发展成为大小地主，形成了一种不像国家纳税，也不准政府官员进入自己领地的庄园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导致一部分奴隶逐步摆脱了被奴役的关系，成为自耕农和佃农。
另一方面，地方豪强为了保卫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组成武装力量，并训练他们射箭，骑马等战术，号称弓马之家。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庶子称为家子。仆从称为郎众，二者一起形成了一种按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军事集团，这便是日后的武士阶级的起源。
公元1192年，武士首领源赖朝当上了征夷大将军，建立了镰仓幕府，代表着封建武士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这时候起，一直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为止，是武士阶层专政的时代，有一部电视剧叫《一休》，讲的就是武士幕府时期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在中国十分的流行，一休哥的形象也广为人知。武士阶层掌握权力后，中国儒家的理论也日渐深入日本社会，逐渐从贵族中流传到世俗中去了，并且以礼入法。三纲五常甚至超过了法律的效力。日本武士阶级的第一个，也就是镰仓幕府在公元1232年制定的宪法《贞永式目》中明文规定：臣对主要忠，子对亲要孝，妻对夫要顺从。这部法律谴责女人死了丈夫后改嫁，但男人依旧和从前一样，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同时封建等级身份也按照儒教的规则明确的变得更加严格，到14世纪末，婚嫁首先成为武士阶层的主要婚姻形式，日本遵守中国儒家的不孝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认为“绝户”是最不孝的，哪怕收养或者过继一个儿子过来也不能断了香火。正是因为思想，以前的招婿制便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基础和理论依据。
在日本，父母包办婚姻，并讲究门当户对，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识，而男女自由恋爱，反而成了非法私通。父母的意志成为子女结婚的先决条件，父母可以命令儿子与儿媳妇离婚，如果子女不服从，便是忤逆不孝，15世纪后期，日本社会仿照中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军，大名和武士称作士，属于贵族身份，接下来依次是农、工、商，之后还有“罪多”和“非人”的贱民。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间严禁通婚，并对人们的住所，职业以及服装等等做出了规定和限制。这与印度种姓制度有些类似，种性制度的根源是洁净的概念。但结果是不同种性之间严禁通婚。
在日本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讲述的是一个大版的商店的伙计叫德兵卫与妓女阿初私定终身，遭到继母和东家的双双反对，几经反抗，最终被逼得双双殉情而死。嗯。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不同等级间不能的一个在，男尊女卑，一夫多妻伴随着卖淫制度的盛行。到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攘夷派骂西方人是畜生，理由是西方人的一夫一妻制度，万一老婆生不出儿子，岂不是断了自家香火？（这个可千万别让西方男人看到）
在德川幕府时代，法律对纳切做了以下，天子可以娶12个妃子，诸侯可以有八个妻子，大夫可以娶五个，而士只能娶两个老婆。最后是皮匹夫娶亲的复杂规定。实际上有势力的武氏家族首，常常是妻妾成群。远远超过了法律定下的标准，德川幕府还公开保护卖淫制度。认为是婚姻的一种补充。当时在江户（东京）人口有53万，妓女集中地的吉原的娼妓就有一万五千多人，占青年女子的1/5。
日本还有结纳习俗，也就是聘礼的意思，这说明日本也讲究明媒正娶。武士阶级在12世纪末掌权，为封建家族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武士阶层的组织结构有缺陷。首先缺乏团结，武士精神讲究个人的功勋，缺乏集体荣誉感。其次，这种私人间的联合与国家没有关系，主君给家臣好处，家臣为主君效力，从而形成一种主从关系，忠诚，成为他们之间的道德内容。
北条家族中，曾经有280位武士剖腹自杀，表示誓死效忠家族。武士们当时的思想意识是：时刻为主君献身是一种勇敢的光荣的行为。在血亲关系中，如果一个家族，如北条家族中有人对主人不忠，或者因为家人的意见与家主的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家族及其余的人必须跟家主站在同一立场上，并宣布跟该家族成员脱离关系，以免受到株连，这种脱离关系的行为叫做义绝。
儒家思想进入到日本武士家族后，武士家族感觉三纲五常非常有用，于是大力推广，儒家思想，导致儒教在日本封建社会传播得极为顺利。
武士阶层掌握政权后，他们还将中国宋代的理学思想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很信任陈颐，朱熹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和大义名分的思想。
有位日本朋友说，朱熹应该得到贞洁牌诺贝尔奖。
当时日本武士阶层在14-15世纪时开始推广儒家思想。《庭训往来》、《童子教》等理论教科书。在此前，佛教在日本的影响力要超过儒教，但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开始大力推举儒教而排斥佛教，儒学开始取代佛教地位，成为幕府统治人民反对革新的精神武器。
江户时期的论语，小学等儒家经典成为读书识字人的必修科目。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儒学家是日本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林罗山，他将日本社会阶层分为五等，从上到下分别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维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上下贵贱的永恒性主张。认为尊卑贵贱，家庭内部关系古今不可乱，称作上下察也。林深得武士阶层的欢迎，他的后代子孙继承了他的主张，被任命为大学头兼做孔庙的主祭司。
林罗山认为天在上是圆的，地在下面是方的。天和地与君父之尊和臣子之卑形成了对应的关系，圆圆的天是动的，方方的地是静止的，如果地也变成圆的，它就会移动，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关系就会变得极不安定。他的这种思想意识传播到整个日本，使日本民众失去了人格，丧失了自主性，对君，对父，对夫产生了绝对的盲从心理。因此在日本也同样流传出一句中国封建社会广为流传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名言。
日本语言中，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说话，要处处的用敬语，敬语的语法规则设置的非常的严谨。
一位佃农无偿的为地主干零活，还要跪在下面屋子的地面上，面对地主说：“请您让我帮您干活吧。”之类的敬语。
日本有这样的一个故，讲的是一个叫九助的人的母亲，她是个极其蛮横无理的人，经九助常遭到母亲的毒打，但是从来不还嘴。
娶了老婆后，夫妻恩爱和睦，生活甜美。某天，因为妻子跟母亲脾气不合，吵了架。母亲便逼九助休妻，九助无奈休了爱妻，后来母亲又帮他找了一个长相极其丑陋的女人做他的老婆。街坊邻里都觉得九助不幸，但他毫无怨言。这个丑陋的妻子跟母亲也合不来，然后他母亲又逼迫他休妻，第三个妻子依旧不和他母亲的心意，于是又休妻，如此循环反复，九助不敢有任何怨言，这个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还被称为是美德。
在幕府，普通民众家的继承权，不分男女都享有继承资格，但武士阶层和民众阶层的方式截然不同。武士阶层认为男女恋爱是有罪的，而民众却认为爱情是夫妻和睦关系的纽带。因此在普通民众家中，女子也参加劳动，相比不参加劳动的武士阶层的地位要高一些。
但是民众力量太薄弱了，被封建主死死的压迫。
17世纪时，日本流行杀婴，一般的家庭只留两个男孩子，太多了养不活。当时日本的小农经济完全不可与中国的繁华相比。
这三个孩子是这么安排的，一卖二留三防。卖，指的是，如头胎生女娃就嫁出去，相当于是卖出去。留，指的是只剩下一个儿子留下来子成家业，成为家族永存的关键。而第二个男孩子是为防患于未然做准备的，如果长兄不幸夭折，小儿子可以顶替长兄的责任。如果一对夫妇生不出男娃，则认领一个来继承家业。在日本，至今还流传着儒家的“七出”思想，又叫七去。七去指丈夫有七种情况可以休妻：不顺从父母的，没有子女的，淫荡的，嫉妒的，有恶疾的，多嘴多舌的，窃盗的。
中国儒家思想导致了一个副产品，婆媳矛盾。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中占有相当的收视率，好多肥皂剧都是在讨论婆媳之间矛盾的。与日本封建社会相比，这方面他们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婆婆打骂儿媳妇乃是家常便饭。
《女大学》中，如果舅姑有所命令，媳妇需要谨慎执行，不可违抗。万事遵循舅姑的意见。如果舅姑对儿媳妇憎恨，也必须和颜悦色，不敢有怨言。嗯。在当时，婆婆虐待儿媳妇被称为天经地义。
还有一种被称为天经地义的事儿更惨，德川时代的《甲子夜话》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官拜旗本，相当于中国万户侯级别。但是没有儿子，为了传宗接代，不得已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生下来以后还没有断奶，丈夫便将儿子的母亲杀了。理由是害怕小妾活着会乱了家本。他的行为在日本武士阶层大受赞扬，被称为是男子汉的行为。
日本封建社会极其推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观点。家主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恐怖的恶魔，因为他有生杀夺予的权利而不用受到惩罚。
今天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就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问题公开道歉。但日本从没有道过歉。相反，德国人公开为纳粹行为道歉，此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并使德国在西欧共同体中成为今日的领头羊。
日本人不道歉，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教思想有很大关系。在中国，道歉同样成为一个极其困难的话题，汉武帝是公开道歉（真正的道歉）的第一个皇帝，实在想不出有确凿证据的第二个道歉的帝王或者政府首脑（装摸做样的罪己诏不少，大都是表面批评实则自夸的伪君子）。汉武帝的道歉为他赢得了流芳千古的芳名，假如他不道歉，一定会被后世骂为暴君。
在日本和中国，你可以不太讲理，但是一定不能不讲礼。最常见的一种行为是儿子据理力争，儿子显然占据在真理的一方，父亲争论不过恼羞成怒，大声斥责儿子，儿子在一旁提高了声调继续争执。旁人便会说：“这孩子没大小的，对他爸爸都顶撞，今后还了得。”看看争执真理的问题，最终以儿子失去礼节而终结。在这儿，其实父亲一开始是先失礼了，但儒教被后世人理解为礼节是儿子对父亲、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的礼节不可少。但是上级对下级则无所谓，礼不下庶人嘛。骂你还不是为了你好，难道还要老爷子向你晚报辈道歉吗？
鲁迅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统治阶级，都存在编改儒家思想的行为。鲁迅的这种说法等同为孔子翻案。鲁迅认为儒教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成单方面的义务，即，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思想系统。这是统治阶层为巩固独裁，断章取义孔子的思想的行为。
孔子的全部思想是：君王先要有德行，对臣子要仁爱。父亲对儿子要慈爱，呵护，善待。而反过来才是现在我们常常讲到的忠孝问题。实际上，无论统治者如何不仁，不爱，都不曾真正的提及。只片面的强调忠诚。这便是鲁迅为孔子翻案的原因。“表面上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说的就是利用孔子的学说断章取义的个人和组织。
其实不光是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改编，《圣经》也疑似被教会篡改过内容。在中世纪，教皇的政治权利极大，不管在欧洲的哪个地方发生冲突，教皇都声称他们拥有裁决权。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君士坦丁赠礼》来执法的。说的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5年3月30号签署一份授权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和后世者永远控制罗马帝国西部领土的文件。
领历任教皇都将该文件珍藏起来。当有国王或贵族或平民起来反抗，教皇就会拿出这份文件来宣示他的裁决权是由上帝授权的，于是欧洲的民众便无话可说了。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民众十分尊重久远的法令，也相信君士坦丁让罗马帝国从异教变成了基督教帝国，因而备受尊崇。
然而《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确实受到了人们的猜疑，1441年，天主教神父洛伦佐.瓦拉发表了一份科学论文，证明赠礼实际上是伪造的。
瓦拉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分析了这份文件的文风，语法以及措辞。证明有些词语在公元四世纪的拉丁文里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公元315年，君士坦丁不可能写了这份文件。
今天的史学家基本上同意《君士坦丁赠礼》的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八世纪，由古罗马教廷伪造而成。
那么圣经是什么时候完成？现在的史学家认为圣经是多种文本的集合。《申命记》是在公元前约620年，犹太王约西亚的宫廷编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约西亚的权威进行的宣传。《利未记》成书应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
科学家指出，圣经的犹太教本不是以经文为基础的宗教，他们和中东许多其他宗教一样是铁器时代的异教，没有犹太大会堂，也没有犹太学校和拉比，连经典都没有。
犹太人的祭奠礼仪无非就是杀杀动物献祭给天神。公元70年，罗马人为了镇压犹太人起义，一把火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犹太教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书，一个拉比和一些学者的新犹太教。学者们解释了为何圣殿被销毁，以及圣经里的旧犹太教和现在的犹太教有什么区别？
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下日本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行为就是孔子标准下的，并经过统治者改版的儒家学者的行为。他的思想也是儒者的思想，他的意识里只有尊君，子孝，三从四德的女子只能想到贞洁牌和相夫教子之类的东西。
而少年从出生开始就接触《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那些三纲五常反复印刷的拓本，因此只有极其敏锐的人，前卫的人才有可能稍微离开这些教条去探索宇宙星空、异域、数学，逻辑和自然规律，这便是一个只知半边礼，而不知反抗封建独裁的顺民世界。
日本人还是一个只信强权的名族，有这么一个案例。明朝时，日本的一艘官方进贡的船正驶往中国，途中碰到了一艘装满枪弹的西洋炮舰。起初他们以为是明朝的新式武器舰艇，凑近仔细一看，原来这是遥远西方的蓝眼睛人制作的强大的新式武器舰艇。
日本船上的首领立刻醒悟了，他们掉头就回了日本。从此以后，原本在日本文字里面已经包括两千来个汉字左右的日语，汉子逐渐减少到八九百个了，而西方的英语等阿拉伯文单词却逐步增加。近些年，中国发达了，汉字又回到了1900个左右。哎，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日本人将日文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从那以后，日本人看清了中国现状，等到日本侵华时，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仅仅包括唐宋，当然，日本在封建社会时期还不敢称中国人为支那人--猪的意思。但他们渴望改变，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新时代，使他们最终走向亚洲强国。
而孔子周游列国，春秋时代的君王们在法家和鬼谷子的思想帮助下，相互兼并，最终秦始皇一统中国。可惜秦始皇是个暴君，还是个有神论者。他焚书坑儒，禁锢了人类的思想。他还是个短命鬼，仅仅维持秦朝15年，便改朝换代。秦帝国生存时间太短，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等到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中国的半边儒便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利器。它要求臣子忠，子孝和妻子顺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开始流传起来。
从此后，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结束了，禁止言论自由，将人类自由意识绑入儒教范畴内，并形成固定思维模式。
也许孔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浓墨重彩的规定君王要如何仁爱。通俗地说，孔子不能只喊一句口号，说作为一个君王要仁爱，还应当包括君王具体要如何的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违反，制裁君王的具体条款和人民如何惩罚君王的方式要写明白。
反过来《弟子规》、《千字文》和论语有大量的描绘，如果臣子不忠，儿子不孝等要受到如何的谴责。如《弟子规》说：“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你看，这些描述十分具体，长辈错了，你奉劝他，他打你骂你你都要顺从，还要无怨无悔。反过来，如果君王错了，父亲错了，百姓骂君王，打父亲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不信你试试看。
这种行为被百姓称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单边思想，是统治者躲在宫廷里面捂着嘴笑翻了天的好思想。
《圣经》在头几章反反复复的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一切都是神在说，老百姓说什么呢？你生下来，你被烙上了你的出生地所拥有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他们带给你的意识流，使你成为一个专门用眼睛切割、分解世界的人。
等你学会了出生地的语言和文化，等你长大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之前，你已经成为你出生地文化风俗的产物。你是出生地的文化代言人，你开始学会推己及人的片面逻辑。你认为这个世界的样子，跟真正世界的样子其实相去极其遥远。
而且由于你已经成为地方文化，风俗的产物，你不再可能用纯净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其他种族和地域的人，这种看世界的观念被称为偏见。
宗教教皇和宗教法庭十分了解这一套规律。因此他们十分警惕外来的异教，对他们，宗教神权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烧死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天皇告诉了一位祖籍是中国人的新加坡驻日大使，这位天皇认为，日本人希望外国人学日语并跟日本人交往，但是如果外国人说的日语跟日本人说的一模一样的话，那么日本人就难以接受。原因可能是日本人认为日本文字神圣不可侵犯，只有神圣的日本国民才能够说好日文，如果外国人也能真的学会了神圣的日文，那么日本文化还神圣吗？这种思想和英国人正好相反，英国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们一样，满口伦敦腔。我们说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这两种思想都是有偏见的，日本天皇还提及中国普及英语的问题，他认为，通过中国编排英语的教科书，课程时间和教学方式来看，中国老师不希望中国学生能普及英语，事实上中国人能够真正说英语的人数占比太少，但是学过英文课的学生却占到了95%以上。
最后我们来说说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一种流行的说法是：
中国人；大度，大体差不多可以，先主观后客观，说话直接，嗓音高，喜欢争论，做事慢慢来。
日本人；认真，详细，做事仔细，先对方后自己，说话婉转，说话声不大，互相礼让，急忙忙。
中国人喜欢纵向比较问题，一说什么就说我父亲怎么说的，古语说得好，想当年之类的。日本人没有纵向思维，他只相信当下的横向比较，常说，你看美国和中国还有日本现在的汽车制造、半导体…….
本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关于谈恋爱，日本女人最看重的是你的身高，低于一米六八的男士找对象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