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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嗒”一声，门锁落下的瞬间，徐慧真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才终于允许自己彻底卸下那层坚硬的外壳。积攒了太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泪水无声地滑落，顺着脸颊滴在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这不是委屈的泪，也不是酸楚的泪，而是巨大的、如释重负的喜悦，是盼了太久终于盼到的安心。两年多的提心吊胆，怕他在前线遇到危险，怕他吃不好穿不暖；两年多的日夜思念，想他的声音，想他的肩膀，想他回家时的笑容；两年多的独自支撑，照顾老人，拉扯孩子，打理饭馆，再难再累都只能自己扛……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她慢慢滑坐到地上，将那张薄薄的电报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远方火车传来的震动，感受到李天佑和秦淮如就在身边。她想起半年前收到“延迟归期”的信时，那种酸溜溜的委屈和沉甸甸的担忧，可此刻再回想起来，才发现那些情绪在“平安归来”这四个字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
“回来了……终于要回来了……”她一边低声啜泣，一边又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眼泪还挂在脸上，嘴角却已经扬起，像个得到心爱糖果的孩子。“死天佑……坏天佑……让我等了这么久……”她轻轻捶了一下地面，语气里满是嗔怪，可眼神里的光亮却藏不住，“带着你的淮如，还有那个‘收养’的孩子……赶紧给我滚回来！”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又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脆弱，“家里……家里都快撑不住了……你再回来晚点儿，我真要扛不动了……”
不知哭了多久，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暖融融的。徐慧真抹了把脸，把脸上的泪水擦干，深吸一口气，慢慢从地上站起来。她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眼眶通红却眼神明亮的自己，抬手理了理头发。还有半个月，她得把家里收拾得更利索些，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再给天佑和秦淮如准备好新被褥，让他们一回来就有个暖和的家。
她重新挺直脊背，打开房门的瞬间，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路过厨房时，她对着何雨柱喊：“柱子，今天多买点肉，晚上给孩子们炖个红烧肉！”声音里的轻快，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因为她知道，这个家真正的顶梁柱，就要回来了，所有的艰难，都随着这封电报，看到了尽头。
京城某保密单位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桌上一盏老式台灯顽强地亮着。灯泡瓦数不高，昏黄的光线勉强在桌面上圈出一片明亮区域，照得那些铺满桌面的卷宗与档案边缘泛着毛糙的白光。纸张大多是陈年旧物，边角泛黄发脆，有的还带着浅褐色的水渍，像是岁月留下的泪痕；几张手绘的关系图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标注着人名与事件，线条密密麻麻地交织着，像一张被人精心编织却又不慎打乱的网，缠绕得人心头发紧。
田丹坐在硬木椅子上，后背挺得笔直，只有手指无意识地用力揉着发胀的眉心，才能看出她此刻的疲惫。眼底的青黑像两道淡墨，是连日熬夜的印记。为了查这个案子，她常常在办公室待到天快亮，有时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来又接着翻档案。她的嘴角抿成一条紧绷的直线，连带着下颌线都透着股倔强，即便眼底难掩案件陷入僵局的挫败感，指尖划过卷宗时的力道，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桌上的搪瓷杯里，昨晚泡的茶水早已凉透，杯底沉着几片干瘪的茶叶。她伸手端起杯子，刚想喝一口，又想起什么似的放下，茶水太凉，喝了容易胃疼，可她现在连烧壶热水的时间都觉得奢侈。
数月来，她几乎把自己泡在了故纸堆与走访途中：在档案馆布满灰尘的库房里，她蹲在地上翻找了整整一周，才从一堆标着“废弃工厂档案”的箱子里，找出了李有水当年在钢铁厂的工作记录；为了向当年幸存的地下党同志核实细节，她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南方一座小城。
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听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断断续续讲了四个小时，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与关键词；甚至为了弄清四合院当年的布局，她冒着被当成“可疑人员”的风险，多次去那片早已翻新的老街区转悠，找还住在附近的老街坊聊天，一点点拼凑出几十年前的场景。
如今，关于李天佑父母牺牲一事的真相，总算像雾中远山般大致浮出轮廓，可这真相背后牵扯的复杂利益与权力网络，仍让她每次回想都感到触目惊心。那些看似忠厚的“好人”，竟是告密者；那些本该承担责任的革命者，却因私念延误了时机。
更让她憋屈的是，重重阻力像无形的墙，挡在通往正义的路上：有人暗示她“别揪着陈年旧事不放”，有人说她“小题大做”，甚至还有人隐晦地威胁她“小心自己的工作”。可田丹从没想过放弃，她的抽屉里放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那位南方老人给她的。
照片上，李有水夫妇抱着年幼的孩子，站在钢铁厂门口，笑容朴实又温暖。她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自己必须查下去，为了这对英雄夫妇，也为了那句“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承诺。
她伸手拿起桌角一份标着“绝密”的蓝色卷宗，封皮是厚硬的牛皮纸，上面用红色印泥盖的“绝密”二字已有些褪色，边缘因长期翻阅而微微卷起。手指拂过纸面，粗糙的触感仿佛能让她触到那段尘封的岁月，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那些隐在烟火气中的勇敢。
卷宗里，是李天佑父母李有水与张春妮的详细档案。档案第一页，贴着李有水的工作证照片：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梳得整齐，眼神明亮又沉稳，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档案记录显示，李有水是北平某钢铁厂的高级钳工，档案里记载，他的技术精湛到能凭手感校准0.1毫米的零件误差，有一次厂里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外国工程师折腾了三天都没修好，他却凭着经验，用一把自制的工具，花了两个小时就让机器重新运转。
厂里的领导想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他却婉拒了，说“就想安安稳稳干活，照顾好老婆孩子”。田丹知道，这不过是他的保护色，他怕职位太高引人注目，影响地下工作。田丹仿佛能够看到，1945年的北平，李有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戴着顶蓝色布帽，站在钢铁厂的车床前，双手握着操作杆，眼神专注得像在雕琢艺术品。
生活里的李有水低调寡言，下班后要么直接回家，要么就在厂门口的小菜摊买点菜，从不参与工友们的喝酒打牌，因此人缘不算热络，却也没人说他坏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踏实过日子的老实人”。
张春妮的档案则简单些，主要记录了她的家庭情况：出身贫农，嫁给李有水后，成了全职家属，偶尔帮邻居缝补浆洗，或者去附近的小工厂做临时工，补贴家用。档案里的照片上，她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褂子，梳着齐耳短发，嘴角带着温和的笑。
她是典型的工厂家属，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给丈夫和儿子做小米粥和贴饼子，然后送儿子去附近的私塾；白天要么帮邻居缝补浆洗，要么去街口的杂货铺做点零工，补贴家用。街坊们都说“春妮是个好媳妇，脾气好，手也巧”，却没人知道，她缝补衣服时，会把情报藏在针脚里；去杂货铺时，会借着买东西的机会，与交通员传递暗号。
可田丹知道，这些“老实人”“好邻居”的标签，只是他们的保护色。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地下交通员，隶属于北平地下党“铁流”小组，负责传递重要军事情报，还曾多次冒险掩护同志转移。
卷宗里夹着的一份“铁匠”的证词，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李有水利用在钢铁厂工作的便利，偷偷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生产数据，每次厂里接到军方的订单，他都会趁着检修的机会收集情报。
田丹想起那位中风老人的话：“有水和春妮，是我们这条线最可靠的人。”有一次，上级需要将一份标着“加急”的军事情报送到解放区，当时敌人查得紧，火车站和城门都有重兵把守。李有水夫妇想出了一个办法：李有水假装带着儿子去郊区“走亲戚”，把情报藏在儿子的布偶里。
张春妮则提前联系好郊区的联络员，在半路“偶遇”他们，趁着给孩子递糖的功夫，悄悄把布偶换走。那天，他们遇到了敌人的盘查，一个黑狗子伸手要抢孩子的布偶，张春妮抱着孩子，脸涨得通红，却强装镇定地说“这是孩子的命根子，不能抢”，李有水则在一旁陪着笑，递上半包烟，才总算蒙混过关。后来联络员说，那份情报及时送到，成功避免了我方一支游击队的覆灭。
还有一次，一位受伤的同志需要隐藏在北平城里养伤。李有水夫妇把自家的地窖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和棉被，让同志住在里面。张春妮每天借着“去地窖取白菜”的名义，给同志送水送药，还特意学习了简单的伤口处理；李有水则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隔着地窖的门，给同志讲外面的情况，鼓舞他的士气。直到同志伤愈，他们又趁着夜色，把同志安全送到了接应点。
这些细节，有的来自“铁匠”的证词，有的来自幸存同志的回忆，田丹都一一整理归档，写在调查笔记里。“铁匠”在证词里说：“有水和春妮，从来没喊过苦，也没提过要求。他们说，只要能让孩子们早点过上好日子，做什么都值。”正是这份证词，为还原李有水夫妇的真实身份提供了关键支撑，也让田丹更加坚定了查明真相的决心。这样的英雄，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牺牲，更不该被掩盖。
根据“铁匠”提供的线索、幸存同志的回忆，以及田丹梳理出的时间线，一个环环相扣的悲剧链逐渐清晰。
1947年的冬天，北风卷着雪粒子，狠狠砸在北平城的灰砖墙上，发出“呜呜”的嘶吼。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像这寒风般无孔不入，街头巷尾贴着“悬赏捉拿共党分子”的告示，侦缉队的黑色卡车呼啸而过，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连孩子的哭声都压得极低。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场针对李有水夫妇的悲剧，正悄然开始转动。
根据“铁匠”后来的证词，以及田丹走访多位幸存同志整理出的回忆，那条情报线的崩塌，始于一位代号“麻雀”的同志意外暴露。“麻雀”负责传递北平西郊军火库的布防图，却在与联络员接头时，被埋伏的侦缉队当场抓获。不到半天，“麻雀”叛变的消息就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上级耳中，整个联络点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上级当机立断，让“铁匠”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联系李有水夫妇：“家中老母病重，速归。”这是他们特定情况下的撤离指令。那天深夜，李有水刚从钢铁厂下班回家，脱下满是油污的工装，就看到张春妮正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紧张地拆解着缝在棉袄夹层里的密写药水。“得赶紧全烧，所有文件都不能留，万一落到黑狗子手里可了不得了......”张春妮的声音发颤，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