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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才夫妇虽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可这次不一样，身边多了个刚满体弱多病的儿子（原主李天佑）。孩子当天下午就发了低烧，脸蛋烧得通红，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哭，嘴里反复喊着“娘，冷”。
张春妮一边用温水给孩子擦脸降温，一边哄着：“乖，娘给你唱儿歌，一会儿就不冷了。”可她的手却在发抖，眼泪差点掉在孩子脸上。她知道，这一走，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家，能不能让孩子平安长大，都是未知数。
时间紧迫，李有水把孩子抱到里屋的炕上，盖好两层厚棉被，又在炕边放了个暖水袋。“你哄着孩子，我来烧文件。”他压低声音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这些年传递过的情报底稿、暗号手册，还有与同志联络的地址纸条。他把这些东西摊在地上，用火柴点燃，橘红色的火苗在油灯下跳动，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纸灰随着热气飘起来，有的粘在他的袖口，有的从窗户缝钻了出去。张春妮时不时探头看向窗外，生怕被邻居发现，可孩子的哭声让她分了神，刚哄好没两分钟，孩子又因为头疼哭闹起来，她只能跑回里屋，抱着孩子轻轻摇晃，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为了收拾仅有的细软，他们不得不频繁开关房门，李有水要去院子里的地窖拿冬天储存的红薯和干粮，张春妮要去厨房找布包打包衣物。木门“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冬夜格外刺耳。往日里，他们总是尽量减少出门次数，连说话都刻意压低声音，可这次的慌乱与急切，像破了洞的袋子，藏不住里面的紧张。
住在隔壁的易中海，那天恰好因为失眠坐在窗边抽烟。他先是看到李有水家的窗户里透出异常的火光，接着又听到断断续续的开门声，心里顿时起了疑。
田丹后来在走访钢铁厂老工友时，一位姓赵的师傅回忆：“易中海那人，表面上对谁都客客气气，背地里最嫉妒有水。有水的钳工手艺比他好，厂里的德国车床只有有水能玩转，老师傅都愿意教有水新技术，连厂长都在大会上夸‘李有水是咱们厂的技术骨干’。”每次听到这些，易中海都会躲在角落，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还私下跟人说：“不就是运气好吗？有啥了不起的。”
那天夜里，易中海看着李有水家的动静，心里的嫉妒像野草般疯长。他想起白天在街头看到的悬赏告示，抓一个共党分子，能得五十块大洋，足够他买两亩好地。可他不敢亲自出面：一是怕李有水夫妇真的是共党，自己被报复；二是怕万一搞错了，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门的贾张氏身上。
贾张氏是个寡妇，带着儿子贾东旭过活，平日里最爱占小便宜，为了几毛钱能跟邻居吵半天。有一次，张春妮给了她半袋玉米面，她转头就跟人说“李家肯定是发了横财，不然能这么大方”。易中海知道，只要有钱，贾张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第二天傍晚，雪停了，院子里积了一层薄雪。易中海故意拿着水桶去水井旁打水，等着贾张氏出来。果然，没过多久，贾张氏就端着盆出来倒脏水。“贾家嫂子，这么冷的天还出来倒水啊？”易中海笑着打招呼，语气里带着刻意的亲近。
“可不是嘛，家里孩子脏得快。”贾张氏一边擦手，一边瞟向易中海的水桶，心里琢磨着能不能蹭点水用。
易中海见她上钩，压低声音说：“贾家嫂子，跟你说个事。昨晚我起夜，看见有水家半夜还亮着灯，好像在烧什么东西，烟从窗户缝飘出来，黑糊糊的。后来又听见他们开关门，像是在收拾行李，你说他们这是要干啥？”
贾张氏的眼睛瞬间亮了，像看到了猎物的狼：“烧东西？收拾行李？”
“可不是嘛。”易中海又添了把火，用下巴指了指街头的方向，“你没看街上的告示？抓红党给赏钱呢，听说最少五十块大洋。要是能抓住一个，这辈子都不愁吃穿了。”他故意没明说李有水是红党，却把话里的暗示抛得明明白白。
这话像一颗种子，瞬间在贾张氏心里发了芽。她当晚就借着“送咸菜”的名义，扒着李有水家的门缝偷看。屋里的油灯还亮着，她隐约看到地上堆着几个布包，张春妮正弯腰给孩子穿棉袄。“肯定有问题！”贾张氏心里嘀咕着，转身回了家，一晚上没睡着，满脑子都是五十块大洋的影子。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贾张氏就揣着私心，裹紧棉袄偷偷出了门。她没敢走大路，绕着小巷子往侦缉队的方向跑，雪水渗进棉鞋里，冻得她脚发麻，可她却跑得飞快。到了侦缉队门口，她一把抓住守门的士兵，大声喊：“我要告密！我知道谁是共党！”
士兵把她带到队长办公室，贾张氏喘着粗气说：“是我们四合院的李有水！他昨晚烧东西、收拾行李，肯定是要跑！只有我知道这事儿，你们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她生怕别人分走赏金，特意强调自己是唯一的告密者，却没看到队长嘴角那抹嘲讽的笑，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告密者，不过是为了钱的棋子罢了。
而此刻的李有水家，张春妮正把最后一块红薯塞进布包，李有水则抱着已经退烧的孩子，眼神里满是不舍地看着这个住了五年的家。他们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因为易中海的嫉妒和贾张氏的贪婪，朝着他们一步步逼近。北风再次卷起雪粒子，砸在窗户上，像是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奏响凄凉的序曲。
另一边，西直门附近的老槐树下，寒风卷着碎雪，像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秤砣”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哈出的白气在夜色里瞬间消散，他不时抬头望向远处的胡同口，眉头拧成了疙瘩：“都十点半了，老刀咋还没来？”
身旁的“火柴”比他更急，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装着给李有水夫妇准备的通行证和干粮，指节都捏得发白：“按理说早该到了，不会出啥岔子吧？”他往手心哈了口热气，又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目光死死盯着通往四合院的那条小路。按照约定，李有水夫妇会在十一点前从这里过来，与他们汇合后，连夜赶往冀中解放区。
两人不知道，此刻的“老刀”，正躺在城南一处小院的热炕头上，怀里搂着个穿花棉袄的女人，桌上摆着半瓶烧酒和一碟花生米。他是接应小组的负责人，本该提前两小时赶到老槐树旁，可下午路过这处小院时，被相好的女人拉着进屋，几句软语温言下肚，再加上几杯烧酒入喉，竟把接应的大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女人提醒他“天快亮了”，他才猛地惊醒，酒意瞬间醒了大半，抓起外套就往外跑，嘴里还骂着：“坏了！忘了正事！”
“老刀”踉跄着冲进老槐树林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嘴里还带着酒气，棉鞋上沾着城南小院的泥土。“秤砣”和“火柴”看到他，又气又急，“火柴”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去哪了？我们等了你快两个小时！咱们的同志要是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
“老刀”喘着粗气，脸上还带着酒意和慌乱：“别吵了！快去找人！”可他心里清楚，这么晚了，李有水夫妇恐怕早就出发了。三人沿着小路往四合院方向跑，刚拐过一个拐角，就听到远处传来“砰砰”的枪声，还有侦缉队的吆喝声：“不许动！再反抗就开枪了！”
三人瞬间僵在原地，“秤砣”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枪，却被“老刀”按住：“不能出去！我们一暴露，不仅救不了人，还得把自己搭进去！”
“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送死？”“火柴”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想起李有水上次给自己修枪时的样子，想起张春妮塞给他的那袋烤红薯，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他们躲在胡同口的阴影里，透过墙缝往四合院方向看，昏黄的火把光下，一群穿着黑制服的侦缉队正围着一间屋子，枪声和喊叫声不断传来。没过多久，枪声停了，只见两个侦缉队员抬着两幅担架走出来，上面盖着块白布，白布下隐约能看到人的轮廓。
后面还押着三个邻居，是住在李有水家隔壁的王大爷、张婶，还有帮张春妮缝过衣服的刘姑娘。“活阎王”挥着那双染血的手，狞笑着对下属说：“把这三个‘同伙’带回去审，不信撬不开他们的嘴！”
躲在树丛里的三人浑身冰凉。“秤砣”死死盯着被押走的邻居，牙齿咬得出血。“是有水哥和春妮嫂子……”“秤砣”的声音哽咽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在下巴处结成了小冰粒。“火柴”别过脸，不敢再看，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嵌进肉里，可他知道，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要他们敢露头，等待他们的就是密集的枪口，甚至可能连累更多隐藏在北平的同志。
“老刀”瘫坐在雪地上，酒意全消，他因为一时贪欢，把这一切都毁了。，听着“秤砣”和“火柴”压抑的哭声，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有些失误，一旦犯下，就是万劫不复。
寒风更烈了，吹得老槐树的枝桠“呜呜”作响，像在为逝去的英雄哭泣。三人站在阴影里，看着侦缉队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直起身。“火柴”从布包里掏出那袋干粮，扔在雪地上，声音沙哑：“我们……撤吧。”
“老刀”点点头，没说话，只是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秤砣”和“火柴”跟在后面，雪地上留下三串深深的脚印，很快又被飘落的雪花覆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他们心里清楚，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那些未赴的约定、血色的相逢，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愧疚，像一根刺，永远扎在心上。
接下来的三天，被牵连的邻居王大爷，因不肯指认“同伙”，被打得断了三根肋骨，张婶和刘姑娘也被关在牢里受尽折磨。而李有水夫妇的尸体，被扔在城外的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有，直到半个月后，“火柴”才偷偷把他们的尸骨埋在老槐树下。
多年后，“老刀”成了轧钢厂的杨厂长，可每个深夜，他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梦里，李有水夫妇浑身是血地站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没来”；梦里，被牵连的邻居在牢里哭喊，被逮捕的同志在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这份罪孽，会跟着他直到入土。
枪声停歇时，四合院后院的角门后，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正透过门缝，将院中的血腥与混乱尽收眼底。龙老太太裹着件黑狐皮斗篷，手里攥着暖炉，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她被枪声惊醒时，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悄无声息地摸到角门，像只蛰伏的老狐狸，静静观察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她认得被抬走的李有水夫妇，知道这对看似普通的钳工夫妻“不简单”；也认得带队的侦缉队队长，那是她儿子手下的得力干将。等侦缉队押着邻居离开，院子里只剩下满地狼藉，龙老太太才悄悄退回屋里，立刻让心腹老仆去查“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过一个时辰，老仆就带回了消息：不仅查清了李有水夫妇的地下党身份，还摸清了接应小组的底细，连“老刀”因私会延误时间的细节都打探得一清二楚。那私会的女人，正是她儿子顶头上司的姨太太，这事要是传出去，她儿子在国军里的前途怕是要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