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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精兵减政第三次动员大会了，县委书记朱连（朱政委）出台作报告。朱政委河北人，解放大军渡江时，任团政治委员。转到地方工作时，他带进了一批同部队的南下干部，习惯叫他政委。朱政委还是温州地委常委，高中文化，很有影响力。他的爱人孙洁，出身部队文工团，现任县委副书记。
动员机关干部、职工退职，可是碰到了难题。在那生存难、就业同样难的年代里，谁不想得到一份官家饭吃呀！历来都说穷官强富户，当干部是个特殊阶层，工资虽然低点，却是个铁饭碗砸不烂。退职意味着丢饭碗，谁会去自投罗网？尤其是工农干部深知农村艰难，他们坚决抵制，赖着不走。而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偏偏不知天高地厚，想当然地写起了申请报告，我也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动员大会，学习中央文件，大讲国家困难；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会议效果几乎等于零。第二次动员大会，大讲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干部要为国分忧，人人要写申请报告。科局长以上干部知道自己不是下放对象，都象征性地写了报告。办事员纹丝不动。
这是第三次大会了，来硬的。朱政委在三个小时的报告中，说透了形势，说够了道理，也许了愿：“形势好转，优先召回”。说到最后，才是实质性内容：凡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招进来的非国家编制人员一律清退；五七年前入伍的根据需要决定去留；有特殊情况、自愿要求的经过批准可以光荣回乡。他还反复加重语气说：“既定的下放对象不走也得走，顽固不化者停发工资、剔除户口、赶他回家！……”
一大批从***运动中进来的工农干部是当然的退职对象，但是他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是“先进”、是“标兵”，成分特别好，知名度大，社会势力也特别强，是从“八卦炉”中炼出来的。叫这些人回去，实在要花九牛二虎之力。组织部门正在组织突破，打开缺口。
这些天来，人们不下乡，也没了搓麻将、玩朴克的兴致。机关里死气沉沉的，中心话题是“下放”。我与夫田早就送上第一份报告，夫田正在写第二分报告。他想的、说的都是下放后的好处，譬如生活如何自由呀，收入有多少呀，还可搞个村干部当当呀，尽往好处想。我呢，头脑有点朦胧，不置可否。不过我也想得很多，譬如人民公社“六十条”颁布了，当社员的自主权也多了；一年四五百块钱的工资，回家就赚不回来吗？再说我还年轻，学历又高，将来总还有机会再出山；现在家里确实需要劳动力。我是在牛角尖里走单骑。只是顾虑家庭成分高在农村会吃亏。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从组织内部迅速透出谁留谁走的风声来。人心动荡，惶惶不安。范定铅不是下放对象，他不写报告，据说他有些言论是抵触这次下放运动的，所以引起组织上注意。有消息说“把他赶回去，扫除绊脚石”。看来老范的境况有点岌岌可危。
而我们这些诚心送了报告的却平平静静，夫田又要送第三份报告了。这天我去胡副县长那里请示工作，他说我的报告收到了，组织上对我、对夫田都想挽留。他还说：“在机关是骨干，回家当农民，要好好权衡一下。”
领导是契重的，走，还是不走呢？夫田是铁了心的，可我久久下不了结论。林业局副局长周义楼已经批准退职，我们走访了他。“你们文人不要走，我是大老粗，九口人吃饭呀！”他说。
可是许多要好的同志对我说，不要为家庭成分问题患得患失，我们是国家干部下放，谁能奈何我们？！于是决心下定了。我和夫田同时给胡副县长送去“走”字的字条。
县机关开会欢送，做为下放积极分子，我们第一批五个人戴上大红花，与书记、县长合影留念。为了交接工作，欢送会后我继续工作一星期。在这一星期里，宣布两批上百名下放人员名单，有自愿的，也有被强制的。范定铅被强制下放，原本他在政界有很多“靠山”，但是无济于事。组织部长找他谈话时说：“你不走就给你戴上帽子走！”
因为完不成下放任务数，到后来精兵减政的政策扩大化了。好几位科局长被下放，办事员就不分年限了，只要某领导认为“多余”或者有点“问题”就可以把你下放。一位五五年入伍的中专毕业生戴云林与之对抗，被抓起来判处一年徒刑。一位叫石冲阳的宁波人，一年前想尽办法把爱人梁至莲从《国营宁波百货公司》调到平阳，现在双双被强制下放。妻子离婚回原籍，他不愿回乡，用退职金买鸭子放养，几个月后鸭死船翻，成了流浪汉。
就这样，大批干部被甩向农村。我，自投罗网！
下放了的干部，再也没有“优先召回”。更没有后来象右派分子那样平反昭雪，历史无情地把他们远远地抛向被遗忘的角落。